要害詞：版本研討 巾箱本 小開本
1956年的《文學日誌》
小開本聽說是為了“地鐵瀏覽型”的需求
友人方才寄來印制優美的《老樹日歷》一冊，摩挲之余，想起昔時和劉樹勇的對話。我說，你在新浪weibo上最後的一撥畫是出離的惱怒，我還想“老樹是誰”？一問，知是樹勇。于是有句“都說網上有高人，碰到樹勇信始真”。后來忽然看到畫風轉到穿越和降生了。樹勇說，都說是“做夢”的時辰，我那就是從黑甜鄉里來，到黑甜鄉里往。
聞之年夜樂。那是2011年的事了，看到樹勇天天畫，還跑到他黌舍“做夢”的任務室往看。
小開本的“日歷”是這幾年市場上的熱銷。自打故宮2010年在1937年《故宮日歷》的基本上重開了《故宮日歷》的新版以后，一時躥紅。2012年全國出書的日歷書只要4種，2013年有11種，2014年有23種，2018年到達200多種。中國輿圖社這些年也有輿圖主題的年過活歷，本年社長送我讀新出的《逐日人文輿圖》，逼得我回頭追前幾年的。我還有以文字信息組合視覺的《單向街日歷》，了解那design是取得了“紅點獎”的。
異樣文明主題的“年度”手冊，上世紀五十年月以《美術日誌》為標志，也熱過一陣。1955年的《美術日誌》現在成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美術成績的圖譜。第二年，作協又仿作了《文學日誌》，集中外古今之文學年夜成，品相好的，現在是加入我的最愛市場上的罕物。又過了六十多年，《故宮日歷》繼續雅意，只減少了開本，為我國出書業開闢了一種奇特的情勢，成為當下日歷類圖書的首創者和先導者。
累計刊行300萬冊的《故宮日歷》帶動了小開本的書裝市場。聽說是為了“地鐵瀏覽型”的需求，這一輪的小開本重點在內在精致的人文類冊本，好比三聯新出的奇書《下里巴蟲》，不單小，並且一函兩冊，圖文對比。
《下里巴蟲》是汪家明領銜的“活字印刷任務室”的新品。汪是《山東畫報》的開山和三聯書店的繼任，所以“活字”的出品不單講求內在還在意書裝，此中《下里巴蟲》是陳述文學家盧躍剛關于蟲豸的圖文并茂的新作。一掌盈握的小書，你只要上手讀過，才了解這類開本的神韻。
圖書會議室出租裝幀是一門奇特的藝術，我授課常常舉證南宋版的《文苑交流菁華》，慨嘆中國現代冊本design的繁複優美，其對線、欄框、篆印的應用到達增一分則多、減半分則少的境界。而對印刷字體的講求則直接形成了“宋體”和“仿宋體”的出生。
盧躍剛的《下里巴蟲》
小開本前身是可以放進袖子里的“巾箱本”
自打唐末雕版印刷技巧漸趨成熟以后，宋代印刷的發財中還有一脈是關于開本的。這就是“巾箱本”。巾箱是現代漢子專門放置頭巾布的小箱子，“巾箱本”以喻其精緻，開本小到可以放進袖子里，所以又稱“袖珍本”。
宋戴埴《鼠璞》載:“今之刊印小冊，謂巾箱本，起于南齊衡陽王手寫《五經》置巾箱中。”由于這種圖書體積小，攜帶便利，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稱為袖珍本。現代書商還刻印有一種儒經解題之類的小冊子，專供科舉考生挾帶作弊之用，這種袖珍本則稱為“挾帶本”。
《北堂書鈔》卷一三五“王母巾箱”條引《漢武內傳》，說帝見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書，盛以紫錦之囊。東晉葛洪《西京雜記》后序說洪家遭火，冊本都盡。惟有手本二卷在巾箱中，嘗以自隨，故得猶在。《南史》卷四十一載衡陽王鈞“手自細書《五經》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諸王聞而爭效為巾箱《五經》”。可見無論手寫本書，刻印本書，只需開本小，于隨身攜帶的巾箱小篋中可以或許裝下，都可稱為“巾箱本”。
進進雕版印刷時期以后，巾箱本依然由於其便于攜帶，遭到不少圖書花費者的喜愛。並且，由于開本小，節儉了印刷資料，下降了生孩子本錢，書價也就響應廉價了良多。圖書出書商可以采取薄利多銷的營銷方法，更不難占領市場。精明的圖書出書者們天然不會疏忽如許的商機，歷代是以刊刻了不少巾箱本。
例如，清代重臣于敏中等編《天祿琳瑯書目》一書中，卷1著錄有宋版巾箱本《東萊家塾讀詩記》《五經》等，此中《五經》是“行密字展，朗若列眉”；卷2著錄有宋版巾箱本《南華真經》《太學新編排韻字類》等，而此中《南華真經》“版高不及半尺，較之經部中《五經》及《東萊家塾讀詩記》，尺寸尤縮，而書畫倍加纖朗”；卷3著錄有宋版巾箱本《玉臺新詠》《圣宋文選》《選青賦箋》等；卷5著錄有元版巾箱本《九經》《十七史詳節》等；卷6著錄元版巾箱本《類編標注文公師長教師經濟文衡》《詳注東萊師長教師左氏博議》《東坡集》《類編層瀾文選》《新編古賦題》等；卷7著錄有明版巾箱本《埤雅》；卷10著錄有明版舞蹈場地巾箱本《老泉師長教師文集》《文苑精華纂要》等。
清代圖書出書者也刊刻了不少巾箱本，例如，王士禎《分甘馀話》卷3提到無錫秦氏摹宋刻小本《九經》；葉德輝《書林清話》提到“乾隆十三年姚培謙刻《世說》八卷，五行十一字本，長止今工部尺一寸八分，寬一寸一分”。又乾隆中姑蘇彭氏刻有《論》《孟》注疏兩種，“行字極精密，長止今工部尺二寸，寬一寸七分”。據葉德輝的說法，則清代不少巾箱本的制作在尺寸上比起前代來要更小。
孫犁 《津門小集》
“袖珍本”更是主人極為器重、斯須不成離之物
年夜致說來，中國現代圖書出書商更偏向于把以下幾類書制作成巾箱本:一是和科舉測試有關的圖書。前引戴埴話里曾經提到，南宋巾箱本之所以風行，早已不是像蕭鈞那樣是由於勤學所致，而是為了便于科舉測試時挾帶，用來作弊時目的小，不易被發覺。
這種情形一向到清朝后期還有。道、咸前，鉅細考場搜檢至嚴，有至解衣脫履者。同治以后，禁網漸1對1教學寬，搜檢者不甚深究，于是詐偽百出。進場者，輒以石印小本書濟之。或寫蠅頭書，私躲于果餅及衣帶中，并以所攜考籃酒鰲與研之屬，皆為夾底而躲之，甚至有帽頂兩層靴底雙屜者。
這里提到的“石印小本書”就是用那時較新的印刷技巧制作的巾箱本。當然，日常平凡隨身攜帶，也便于唸書人琢磨舉業。是以，科舉類圖書制作成巾箱本很好發賣，例如《天祿琳瑯書目》卷6就說《類編層瀾文選》“系那時帖括之書，書賈刻以投機者，故仿宋巾箱本式，取易售耳”。
之所以用較小的紙張以及密行小字印小說，不只是為了攜帶便利，也是為了下降出書本錢，壓低書價，以便更多支出較低的販子蒼生(絕對來說)可以或許買得起書瀏覽。哲學、汗青、文集類圖書的讀者重要是士人，而小說類圖書的讀者除了士人還有大批的販子蒼生。
“袖珍”二字，本意指的是可躲于懷袖中隨身攜帶，除了物件自己體積小這一特色外，普通仍是主人極為器重、斯須不成離之物。例如，宋代米芾曾獲得褚遂良摹的蘭亭序帖真跡，割截成“袖珍帖”。米芾此舉，自是由於對褚遂良摹寫的這件法書珍若尺璧，為了隨身攜帶、隨時不雅摩，于是把整幅年夜的法書朋分、裝幀成更小的帖子。而董私密空間其昌跋米芾之子米友仁《水墨云山卷》，也提到小米“自稱有設色袖珍卷，為生平第一”，這里的“袖珍卷”，著重誇大的應當是畫的尺幅很小。可見，至多在宋代，法書帖子以及畫卷等也有“袖珍”一說。
明代有些冊本，書名上也有“袖珍”二字，例如明代徐用宣撰《袖珍小兒方》10卷、李恒撰《袖珍方》4卷等，只是并不明白二書能否為巾箱本，或許二書的書名只是取隨身收藏之意。可是從《全國水陸旅程》一書序文的提法，我們可以猜測，在明代時，人們曾經把“巾箱本”和“袖珍本”混著叫了。清代因循了這一習氣。例如，《國朝宮史》卷35載：乾隆十一年，皇上校鐫經史，卷帙眾多，梨棗余材，不令拋棄，爰仿前人“巾箱”之式，命刻古噴鼻齋袖珍諸書。
乾隆天子命令把武英殿刻經、史剩下的邊角料應用起來，模擬前人巾箱本款式，刻成所謂“古噴鼻齋袖珍書”，這些書包含:《古噴鼻齋袖珍四書五經》一部、《古噴鼻齋袖珍史記》一部、《古噴鼻齋袖珍綱目三編》一部、《古噴鼻齋袖珍古文淵鑒》一部、《古噴鼻齋袖珍朱子全書》一部、《古噴鼻齋袖珍淵鑒類函》一部、《古噴鼻齋袖珍初學記》一部、《古噴鼻齋袖珍施注蘇詩》一部、《古噴鼻齋袖珍春明夢馀錄》一部等。
乾隆時人們把“袖珍本”和“巾箱本”混稱，還有一例子可以證實。如上所述，《施注蘇詩》一書為古噴鼻齋袖珍之一種，《四庫全書總目》該書撮要則徑稱其為“巾箱本”，說“乾隆初，又詔內府刊為巾箱本，取攜既便，遂衣被彌宏”。可見，此時人們的心目中，袖珍本就是巾箱本。
五角叢書
很多作家都以能在“百花小開本”中占有一席覺得自豪
上世紀八十年月上海文明出書社曾出過一套小開本系列的“五角叢書”，這套150余種圖書開本較慣常的32開瘦俏，並且訂價確是五毛錢，內在的事務以人文社科新知為主，在阿誰求知肄業成風的年月很是翹銷了幾年。后來印刷本錢下去了，價錢上往，“五角”概念不存，遂沒。
再早的1962-1993年間，天津百花文藝出書社出書過近百冊系列散文，都是690×960的開本。
“百花小開本”的出生，與孫犁師長教師有關。1962年，孫犁將一部門散文編為《津門小集》，交由百花文藝出書社出書，由於字數太少，很難印成一本書，使編纂犯了難。編纂盼望孫犁再寫一些，病中的孫犁有力執筆，這一困難只能交給美術編纂陳新來處理。
陳新不愧是一位經歷豐盛的冊本裝幀design專家，他先是把32開本反正各裁失落一部門，然后減少版心，應用題圖和尾花補充文字的缺乏，如許，只要28000字的《津門小集》竟印成了一本典雅、美麗的小書。這本書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勝利，既給病中的孫犁帶來了喜悅，也遭到了讀者的接待。
《津門小集》的勝利使得百花文藝出書社構成了一個不成文的規則，就是今后出書散文書都采用這一開本。于是，在“文革”前又出書了葉君健的《兩京散記》、巴金的《傾訴不盡的情感》、碧野的《月亮湖》等十余種。
1975年，恢停工作不久的原百花文藝出書社社長、擔任天津國民出書社文藝組任務的林吶，請求義務編纂謝年夜光仍然采取小開本的情勢出書散文書。“文革”停止后，百花文藝出書社恢復建制，“百花小開本”的出書也進進了一個蓬勃成長時代，從1979年到1991年，“百花小開本”又出書了八十余種。
這些小開本散文書，既包含冰心、葉圣陶、孫犁、羅年夜岡、馮亦代、馮牧等一批老作家的新品，也包含瑪拉沁夫、王蒙、鄧友梅、馮驥才、蔣子龍、張賢亮、葉文玲等文壇主力的佳作，還有賈平凹、趙麗宏等文學新秀的童貞作，季羨林師長教師的第一本散文集《天竺心影》也是以這種開本出書的。
很多作家都以能在“百花小開本”中占有一席覺得自豪。近百種“百花小開本”，恰似百花齊放，披髮著誘人的芬芳，為各地文藝出書社所欽羨，為全國散文喜好者所鐘愛。
南開年夜學傳授劉運峰多年來努力于彙集、收拾和研討“百花小開本”。他以為，“百花小開本”固然已有三十年沒出新品，但在明天的出書周遭的狀況中愈加顯示出它們奇特的魅力。盡管它們開本不年夜，但由于版式疏朗，一點兒都不讓人感到吝嗇。最值得稱道的，是它們的封面design，年夜多出自天津裝幀高手、美術名家之手，這些封面或清爽濃艷，或樸素厚重，但都可回為一點，那就是“天然協調”，它們自己就是完善的藝術品，具有奇特的藝術作風，而這一作風也恰是百花文藝出書社的出書作風。
我信任現在年過半百的老文學青年都讀過這些小書，下面說的兩套以開本玲瓏和價錢廉價著世的書我都有存，此中碧野的《月亮湖》更是我曾鐘愛的作品。
十七世紀荷蘭 “情場寶典”
除了適用一面，小開本還有心思上的效應
實在“五角叢書”學的是三十年月上海灘上的“一角叢書”。此時，良朋圖書出書公司老板伍聯德破格任用了剛從黌舍結業的趙家璧，做《先生畫報》總編纂，同時由其編纂成套的先生讀物“一角叢書”。一毛錢一冊的同一價年夜得中先生之喜。估量那批中先生里就有后來天津百花和上海文藝的編纂。
十七世紀荷蘭有一本滯銷的“情場寶典”，作者Johan van Dans在媒介里說明為什么該書design成小十二開本：
“如許做不是為了節儉印刷經費，而是由於這般制作最合適裝入口袋里，你在舉行接待會和聚首的時辰，往到哪里都可以帶在身邊……還有，我把它做成如許一個玲瓏的工具，那么萬一某個傍晚你恰好靜心此書，而你那盼望你在身邊作伴的怙恃卻忽然呈現，使你年夜吃一驚，這時你就可以把它躲在你的圍裙上面。或許，假如你是一個孤女，跟你的祖母或姑母住在一路，若她們可巧看見這本書，就會發明瀏覽起來太艱苦了，由於字很小。”
這本題為《斯科普斯的譏諷詩或提爾蘇斯在戀愛上的才智》的書可以視作那時辰的“小黃書”，其開本的狡詐是為讀它的女孩子design的。
除了適用一面，小開本還有心思上的效應。凡物小則可親，年夜則可畏。小書可用于拉近間隔，年夜書可用來制造間隔。一本玲瓏小巧的書合適用來營建一種私密的氛圍，暗示一些奧妙的甚至暗昧的情感，被用來充任少女們的閨中密友天然是不希奇的。
另一方面，一本厚重的年夜書合適用來增添莊重感、神圣感和汗青感，它意味著這本書是長久傳統的承載者，所以在教堂，在博物館擺放一部桌面般厚重的年夜書，供人們盛大地拆閱是再適合不外了。
古代出書是與印刷技巧成長聯絡接觸在一路的。十五世紀，在文藝回復的時期佈景中，機械印刷在意年夜利開端成熟。出書家瑪努提斯的一年夜進獻是于1501年開創了小開本冊本。在此之前，冊本尤其是圣經，開本都很是年夜，緣由是這類書重要放在教堂中，主教沒需要將這般繁重的書隨身攜帶，相似的冊本僅為多數人瀏覽。但文藝回復推進了市平易近階級對圖書的需求，人們盼望在任務之余可以隨身攜帶。于是瑪努提斯將書的尺寸由年夜開本減少到可以放在口袋中的小開本，在符合紙張裁切的情形下，書的尺寸普通為7.7cm x15.4cm，瑪努提斯還為小開本書design了浪漫的斜體字，目標在于凸起內在的事務的抒懷性，這種擺列方法在那時是一個創舉。
冊本裝幀的汗青往往是如許：那些厚重肅靜嚴厲的年夜本從內在的事務到情勢都是真正意義上的“道貌岸然”。而那些小開本的書，往往是情味盎然、饒有興味、可以博人會意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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