誕生于公元1834年的李文田（字畬光，號若農），可以稱得上是晚清北京宦海上的風云人物。作為文人魁首，這位探花郎的學問、書法、文章都稱一流，后世學人如李慈銘、繆荃孫、朱一新、蔡元培等悉出其門下。野史上說他“學問淹通，述作有體”，“類能識拔績學”，（趙爾巽等：《清史稿（下）》，中州古籍出書社, 1998，第1876頁）可謂名流兼名臣。
李文田在晚清的名望也確切年夜，年夜到“為滿朝文人所崇敬”（梁煥鼐：《桂林梁師長教師遺著（全）》，漢文書局，1968，第30頁）的田地。究其緣由，除了他的文學才幹之外，大略還有以下兩條：
一是他的奸佞之名。李氏曾因諫阻重建圓明園而獲咎西太后，叱責過李鴻章，瑜伽場地還力阻過康梁等人的公車上書，所以吳道镕贊其“易名以誠鑒天闕”（吳道镕，《禮部右侍郎李公神道碑銘》，周駿富輯：《清代列傳叢刊》第124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第292頁）。清朝天子講求“國度昏亂有奸臣”的邏輯，既然誇大君主圣明，就容不得切諫之臣。待到同光年間，演變出一系列“清流”故事，這些“清流”中的年夜大都，不是以“直”邀名，就是“小罵年夜相助”，真以時令著稱的士年夜夫，實在未幾。李文田謚號“文誠”，又是“清流”身邊的人物，他能否擔得起一個“誠”字，至多還有爭議。
這第二條，就是他的姑布子卿之術。李文田生于廣東，粵人好形家，他知曉命理之術并不希奇，但在京官的圈子里，精于此道者瑜伽場地少，便顯得精貴。孫雄說他“方技通九流，合醫卜占侯命相堪輿，都成盡學”（倪星垣：《聯語粹編》，鳳凰出書社, 2015，第2頁）就是這個意思。
在士年夜夫們的筆下，確有不少李文田為人堪輿、相面、推算星命的記載。好比翁同龢，每次搬場都要請李文田“相度室第”。翁氏世家後輩，在北京能租得起年夜屋，自有看風水的需求。其他士人的室第能夠都比擬小，用不著看風水，他們請李文田年夜多是為算命。這類記載頗夥，尤其是生涯在平易近國的遺老，常有板有眼地回想起如許的場景。好比黃濬說李文田“相楊蓮府（士驤）必至一品，相王文勤（文韶）拜直督，后必進相，且生還鄉，皆奇驗。”（黃濬：《花隨人圣庵樜憶（一）》，山西古籍出書社，1999，第373頁）又如徐珂所記：
李若農侍郎文田以精相法聞，嘗相許仙屏中丞振袆，決其官位當撫而不督。時許方任寧藩，旋授河督。許戲云：“我自督而不撫，若農將謂我何？”后調任廣東巡撫，開缺而終。（徐珂撰：《清稗類鈔》第十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4641頁。）
遺老的文字，老是佈滿了辛酸的回想，除了作為亡國之臣的自我撫慰外，還要用來換稿費養家。固然故事神乎其神，可文字近乎傳奇，也就當不得真。想看逼真的記載，要到當事人筆下往找。剛好，李慈銘就找李文田算過命：
得芍農片，予推星命，言其格為日月夾命，五星逆生，耶律文正“乾元秘旨”中所謂年夜格者，當主奇貴。又謂逆格者多有磊坷不服之氣，以科料之，恐以時令賈禍。改日到高尚時爾宜戒慎如此。首說非所敦者，后說自為近理耳。（李慈銘：《越縵堂日誌》，廣陵書社，2004，第3297頁）
李慈銘字愛伯，號莼客，室名越縵堂。他長居京師，在晚清的文名不低，素性又好罵人，普通士年夜夫都敬他三分。不外，此公在考場上的命運卻遠比不上他的文名。他22歲中秀才，42歲始中舉人，中心竟落了11榜。待到中進士時，已然52歲，平生宦途可謂碌碌無為。上引這則日誌作于1865年，這一年李慈銘36歲，距他中舉還有五年多，距他中進士也還有十五年。如許的際遇既不成能“高尚”，更談不上“奇貴”，李文田的猜測實在不準。
良多時辰，算命的感化并不在準或不準。宦途變更多端，來訪者所求，更多在心思撫慰。或許這才是李文田寥寥數語，便把一貫驕傲的李慈銘說到自嘆“自為近理”的法門地點。
后來，王文韶也找過李文田算命。他說，李文田“謂余平生安穩無風浪，后嗣必有以科甲起身者，自維德薄不敢作妄圖也。”（王文韶：《王文韶日誌》，中華書局，1989，第869頁。）短短一則日誌，異樣能使人感觸感染到，顛末“心思推拿”之后，王氏心坎所表示出的熨帖。
這則日誌寫于1895年2月1日。這一天，日軍方才攻占威海衛北幫炮臺，北洋海軍三軍覆沒只在朝夕之間。八天以前，身為云貴總督的王文韶受命“幫辦北洋事務年夜臣”，可謂授命于危難之間。從海不揚波的云南離開風聲鶴唳的直隸，恰是內哄內亂交相侵逼之時，這位綽號“玻璃蛋”的股肱之臣，不關懷若何挽狂瀾于既倒，只在乎本身“平生安穩無風浪”。晚清國是本不成問，甲午之敗、清廷覆亡，早已注定。
實在也不克不及苛求前人。清代君權強勢，“其愚全國之術，可謂巧且深矣”（樸趾源：《熱河日誌》，《承德汗青文獻集成1》，中國播送影視出書社, 2015，第248頁），及至國度有事，奸臣天然就少。強勢的君權還有一種附加的效應，就是使本就極具風險的政治生涯變得更不斷定。不斷定的前程教人覺得安慰，也使人缺少最少的平安感。在慈禧擅權的時期，有人在兩年之間連升數級，從六品的中允做到二品的巡撫；也有人在一夜之間就遭遣戍，甚至人頭落地。無論是張佩綸的“朝是青云暮逐臣”，仍是翁同龢在戊戌變法之前的忽然被貶，都是這種風險的典範例證。
人在缺少平安感時，不難訴諸神佛和科學。有關時期和迷信，這種由膽怯所帶來的心思需求，恰是晚清士年夜夫們癡迷于“命理”、“神數”和“奇門遁甲”的緣由。但其效應，則不止于心思推拿的層面。
在文廷式筆下，還有一則故事：
若農侍郎數術之學頗多奇驗，余別記之。惟其任順天學政時，甲午七月考八旗科試畢，共享空間余與黃仲弢、沈子培、子封昆弟宴之于浙江館，酒半，忽言曰：予近相安小峰御史（維峻）不出百日必有風浪。余曰：年夜約以言事撤職耳。侍郎曰：尚不止此。乃冬間，安御史以忤旨譴戍，如侍郎言。蓋試八旗時安為監試，侍郎相之特詳審也。又，壬辰春間，志伯愚詹事（志銳）有奉使國外之信，中外皆謂必得，而侍郎以相法決其否則，卒亦竟如所說。惟相余則屢易其說而皆不驗，此不成解者也。（汪叔子編：《文廷式集》，中華書局，1993，第724頁）
文廷式，字道希、蕓閣，號純常子，光緒十六年（1890年）榜眼，與翁同龢、李文田等人關系極近，是甲午、戊戌前后政壇上的風云人物。文中“多奇驗”、“皆不驗”和“不成解者”，都有點埋怨李文田為他算命不準的意思。
所謂“不成解者”，倒也不難說明。錢穆在《先秦諸子系年》中猜測《左傳》為吳起所作，一條重要的證據即在于“左氏預斷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驗，孝公后即無徵，則左氏時期從可猜測。”（《先秦諸子系年》，商務印書館，2005，第223頁）事理實在很簡略。事后追記，傳之口耳者，則易有奇驗。但文廷式切身所試，便只能是“屢易其說而皆不驗”了。
值得留意的，是文中那位遭撤職的御史安維峻。李文田之所以在七月間忽“相”安維峻“特詳審”，又云此人“不出百日必有風浪”，很能夠有另一番說明。工作的原由在七月十三日，安某“劾及樞臣”“欺蒙”（翁同龢《甲午日誌》，翁同龢著，翁萬戈編，翁以鈞校正：《翁同龢日誌》第8卷，上海：中西書局，2012，第3746頁。）。此時，安維峻官不外福建道監察御史，且佈景不深，同時獲咎行走軍機處的禮親王世鐸、武英殿年夜學士額勒和布、東閣年夜學士張之萬。到他彈劾李文田時，就連一貫措辭謹嚴的翁同龢都在日誌中說他“丑詆之，有靦然人面語”（《家教甲午日誌》，《翁同龢日誌》第8卷，第3764頁。）。他的切諫，既可以懂得為直聲震全國，卻也難保沒有沽名釣譽、政治投契的嫌疑。如許的人，官生怕就做到頭了，風浪天然難出百日。
上引文廷式所錄，乃是京官雅集時的場景。清末京官會議，除了巧結分緣之外，很主要的一個節目就是刺探宦海上的各路新聞。李文田侍值南齋，皇帝近臣，又與翁同龢、潘祖蔭等人情誼甚厚，非平常官員可比，找他打聽新聞的人天然不會少。宴席之間，看似是游戲，又模糊流露出政治內情。有些話可以明言，有的則面目一新，成了相面的成果。以虛幻的手腕開釋確切的新聞，既到達目標,又不倒持泰阿。“頗多奇驗”豈不天然而然？
相似的例子至多還有兩則。一是李文田相文廷式，云“蕓閣官不外四品，且即當掉勢”（馬敘倫：《石屋馀沈》，建文書店， 1948，第170頁）。一則是他相梁啟超，說任公是“搗亂全國耗子精也”（冒鶴亭，陳子善編：《孽海花閑話》，海豚出書社, 2010，第25頁），言語間皆帶有顯明的政治暗示。人謂李文田“善談風鑒”，他嘗言“長短余所知也。”（葉昌熾：《緣督廬日誌抄》，《續修四庫全書》第576冊，上海古籍出書社，2002，第506頁）其所知者，未必是命理，倒能夠是真“長短”。
也許是由於這種手腕影響太年夜，后來傳播的很多極具戲劇性的情節，也常借用李文田的名字。典範的一例，是梁鼎芬受李文田以“很是之厄”而避逝世的鼓動，彈劾李鴻章的故事。此事已被證實為虛擬，但在清末傳播甚廣，以致于黃濬如許謹嚴的遺老都不克不及辨別真偽。這正好反證出李文田假風鑒而暗射政治的手腕。
李商隱有兩句名詩，“不幸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寫的雖是華文帝和賈誼，卻大略描出了歷朝歷代的通病。上至帝王將相，下到詞訟小吏，自古信鬼神者不少，真正心系蒼生的，卻未必多。不斷定的前程和不自負的心坎是他們科學的本源，也折射出王朝體系體例的落后。實在，如許的詩，生怕只要生涯在晚唐的李商隱才寫得出來，如若放在盛唐，相似的景象便很難惹起士人的警醒。而李文田為人算命的傳說，至今仍被贊為高深。比之晚唐，看成何解？
（本文初載于《文史常識》2020年第3期，后支出《李文田年譜長編》，為“引言”部家教門內在的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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