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時伏處鄉野，對村莊以外之事，所知甚少。在村莊里第一臺電視機進進之前，村平易近最年夜的文娛能夠就是越劇班子下鄉表演了。良多戲文，是女人們作為茶馀飯后的談資的，好比寶玉黛玉、五女拜壽、孟麗君、何文秀、王山君搶親等等，當然，還有梁山伯與祝英臺。
后來在北師年夜中文系唸書，“大眾文學概論”列進基本課程，所謂四年夜平易近間傳說，即《牛郎織女》、《孟姜女哭長城》、《白蛇傳》、《梁山伯與祝英臺》是也。惋惜那時只是學了些表象，也沒作任何思慮。直到中華書局任務，擔任顧頡剛師長教師著作的編纂出書，讀了《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以及關于孟姜女故事演化的考據，感到有很是的興趣。自那時辰起，逐步追蹤關心起“梁祝”來，因了這個故事有著浙江的原因，以及殘存的年少時的含混記憶。
然據《梁祝戲劇輯存》、《梁祝故事說唱集》、《梁祝文明年夜不雅》、《“梁祝”的來源和流變》、《歷代梁祝史料輯存》等相干圖書，可以清楚，除地志記錄與文人題詠外，就剩傳奇戲曲為要了。地志或有脫訛與附會，文人或多增飾與湊句，傳奇戲曲則是大眾膾炙人口之需求爾。
顛末千馀年的口耳相傳與文本歸納，復經戲曲、影視、音樂的廣為傳佈，本日之中國，平易近間似已無有不知有梁祝者。梁山伯，或謂會稽人，官鄞縣令；祝英臺，或謂上虞人，或謂宜興人，兩地各說各理。予長而好游，也曾過甬上，訪陽羨，憑吊遺址，感念故事。博稽史料記錄，摸索遺址風采，徵問老者印象，擬經由過程文獻著錄與實地考核之比勘，尋覓祝英臺之原來與本領，以及梁祝故事在汗青論述與平易近間傳說之間的細節交錯，一探討竟。
一、地志的層累與南北之堆疊
百年前，顧頡剛、錢南揚、鐘敬文、馮沅君諸師長教師始著手祝英臺材料（包含傳奇、戲曲）的彙集，進而切磋梁祝故事之源起、增飾、附會與傳播。晚期的典籍材料實在很是無限。無論是《搜神記》的“化蝶”，仍是《西嶽畿》的“合葬”，都只為這個故事增加一種陳舊（東晉時代）的能夠爾。然梁祝之來源地，或謂四明（寧波鄞縣），或謂毗陵（常州宜興），百年來聚訟不已。茲當場志之載記，梳理兩者之關系。
1．四明系
直到明天，我們發明將“祝英臺”作（傳）為一男子呈現的，是宋代知明州事張津《乾道四明圖經》卷二及其所轉引唐代的文獻：
義婦冢：即梁山伯、祝英臺同葬之地也。在縣西十里招待院之后，有廟存焉。舊記謂二人少嘗同窗，等到三年，而山伯初不知英臺之為女也。其樸質這般。按《十道四蕃志》云：義婦祝英臺，與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十道四蕃志》又稱《十道志》，唐代武周（684—705）前后梁載言撰，惜已散佚。清代王謨、王仁俊有輯本，未見此條。朝鮮半島高麗時期《十鈔詩》（據考績書在1300年前后），釋子山注唐羅鄴《蛺蝶》詩，引《梁山伯祝英臺傳》長詩故事后，復曰：“《十道志》：明州有梁山泊冢。注：義婦竺英臺同冢。”南宋金華人王象之（1163—1230）《輿地紀勝》卷十一“奇跡”：“義婦冢：在鄞縣西十里招待院之后，即梁山伯、祝英臺之冢也。”
據此可知：①義婦冢在寧波鄞縣西十里；②義婦冢即梁山伯、祝英臺同葬墓；③祝英臺是“義婦”；④《十道四蕃志》只著錄同冢一事；⑤梁祝“少嘗同窗，等到三年，而山伯初不知英臺之為女”之說，出自“舊記”。
乾道（1165—1173）是南宋第二個天子宋孝宗的年號，張津《乾道四明圖經》完成于乾道五年（1169）。其所謂的“舊記”，能否為北宋徽宗年夜不雅（1107—1110）年間知明州事李茂誠所撰寫的《義忠王廟記》，不得斷定，雖《義忠王廟記》謂梁祝同窗三年，梁不知祝為男子云，然此《廟記》似多小說文筆，且乾道、寶慶、延祐、開慶四志俱不載。按，明楊寔（1414—1479）《成化寧波郡志》卷六“梁山伯廟”條：“今有司立廟，宋年夜不雅中知明州事李茂誠撰《記》。”然成化志未錄《廟記》，嘉靖、康熙二志亦掉載。清鄞縣人聞道性《康熙鄞縣志》卷八“職官”：“梁處仁，字山伯。……李茂誠撰《義忠王廟記》，歷志俱缺。”文載卷九“義忠王廟”條下。從《成化寧波郡志》“今有司立廟”五字，再導進“李茂誠撰《記》”之意，疑《廟記》出那時偽托。
換言之，假如說高麗時期釋子山注羅鄴《蛺蝶》詩所引《十道四蕃志》起源是靠得住的，則祝英臺在唐朝初年，是作為“義婦”的抽像被著錄于地志的；以后出之梁祝化蝶故事注羅鄴《蛺蝶》詩內在的事務，顯為附會之甚者也。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張津《乾道四明圖經》引“舊記”，謂是“樸質這般”；宋理宗寶慶三年（1227）羅濬《寶慶四明志》，依循乾道志，謂“舊志稱曰義婦冢，然祝英臺女而非婦也”。自唐初至此，五百年間，義婦祝英臺附屬鄞縣；羅濬僅是辨“婦”與“女”之別耳。后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袁桷《延祐四明志》所記梁祝故事，也只是依乾道、寶慶二志，然謂“舊志曰義婦冢，然此事恍忽，以舊志有，姑存”，則事屬模糊，姑存罷了。《寰宇通志》（明景泰七年〔1456〕刻本）、《年夜明一統志》（今天順五年〔1461〕刻本）所述基礎分歧。張時徹（1500—1577）《嘉靖寧波府志》卷十七“冢墓”：“梁山伯祝英臺墓：……舊志稱‘義婦冢’，然英臺尚未成婦，故改今名。”可知在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之前，一向稱“義婦冢”，然因祝英臺是在出嫁途中殉情，時“尚未成婦”，故將“義婦冢”改作了“梁山伯祝英臺墓”。
楊寔《成化寧波郡志》卷六“祀典考”：
山伯，東晉時人，家會稽。少游學，道逢祝氏子，同往肄業。三年，祝先返。后二年，山伯方回，訪之上虞，始知祝乃男子，名英臺也。山伯欣然回，告怙恃求姻，時祝已許馬氏，弗遂。山伯后為鄞令，嬰疾弗起，遺命葬于鄮城西清道原。又來歲，祝適馬氏，船經墓所，風濤弗能前。英臺臨冢哀慟，地裂而埋璧焉。馬氏言之官，事聞于朝，丞相謝安奏封“義婦冢”。
至此時，梁祝故事基礎成型。同時及其后黃潤玉（1389—1477）《寧波府扼要志》、張時徹《嘉靖寧波府志》、馬明瑞《萬歷新修上虞縣志》因襲之。他若陸容（1436—1497）《菽園雜記》、田藝衡（1524—1574后）《留青日札》、陳耀文（1524—1605）《天中記》、朱孟震（隆慶二年〔1568〕進士）《浣水續談》等皆有梁祝記錄。至若明末清初徐樹丕（1596—1683）《識小錄》與清中期翟灝（1712—1788）《淺顯編》記梁祝事，內在的事務基礎分歧。徐氏謂事載梁元帝《金樓子》，翟氏謂事具唐張讀《宣室志》，今二書內實未見梁祝文字，其一時誤記歟？抑亂人線人歟？
2．毗陵系
就在《乾道四明圖經》后一百年、《寶慶四明志》后四十年，鄞縣人史能之于宋度宗咸淳二年（1266）升為知常州事，四年（1268）續成後任宋慈未竟之《咸淳毗陵志》。卷二十七著錄曰（標點據通行者）：
祝陵：在善權山，巖前有巨石刻，云：祝英臺唸書處，號碧蘚庵。昔有詩云：“胡蝶滿園飛不見，碧蘚空有唸書壇。”俗傳英臺本男子，幼與梁山伯共學，后化為蝶。其說類誕。然考《寺記》，謂齊武帝贖英臺舊產建，意必有人，第恐非男子耳。今此地善釀，陳克有“祝陵沽酒清若空”之句。
按，因是“俗傳”，故“其說類誕”。然此時梁祝除了同窗之外，還有化蝶故事矣，蓋從古人詩“胡蝶滿園”而生。然則史氏以《寺記》有“齊武帝贖英臺舊產建”，且唐咸通八年（867）李蠙《題善權寺石壁》曰：“常州離墨山善權寺，始自齊武帝贖祝英臺產之所建。”周必年夜（1126—1204）于乾道三年（1167）游善權寺：“敕額曰廣教。……按，舊碑：寺本齊武帝贖祝英臺莊所置。”猜測此地“必有人”，只是生怕祝英臺并非男子之名耳。臆史氏當知家鄉有“義婦”名祝英臺者，或作此猜測歟？
明謝應芳《洪武常州府志》、朱昱《成化重建毗陵志》、陳沂《嘉靖南畿志》、唐鶴徵《萬歷重建常州府志》、王升《萬歷重建宜興縣志》等，文字皆無出《咸淳毗陵志》之右者。他若沈敕（嘉靖十五年〔1536〕選貢）《荊溪外紀》、王圻（1530—1615）《三才圖會》、曹學佺（1574—1646）《年夜明一統勝景志》、陳仁錫（1581—1636）《潛確居類書》諸書，亦基礎雷同。
嘉靖間（1522—1566）宜興縣令谷蘭宗有《祝英臺近》詞并序，序曰：“陽羨善權禪寺，相傳為祝英臺宅基；而碧鮮巖者，乃與梁山伯唸書之處也。予省郊兩舍于此，見其巖勢巍聳，壁立數丈，真是文娥仙境。但竹石陸離，花芝凄冷，有可傷耳。”一曰“祝英臺宅基”，一曰“與梁山伯唸書之處”，是兩相混言也。
綜上四明、毗陵兩處方志而言，鄞縣系為今所見文獻最早之記錄，其自“義婦冢”發端，經同窗、訪友、求婚、梁卒、祝嫁、臨冢、地裂、投墳等，逐步豐盛；宜興系因“唸書處”而有“男子”祝英臺，遂引進鄞縣梁山伯，并以化蝶終場。復經元以后戲曲之播演傳唱，梁祝自同窗乃至化蝶，歸納一場千古喜劇。
宋釋北山紹隆（1078—1136）作《梁山伯墓》、元釋明極楚俊（1262—1336）作《祝英臺墓》詩，明極詩有“羅裙劈碎成飛蝶，照舊男兒不丈夫”句；明末清初鄞縣人陸寶（1581—1661）《英臺墓》有“清楚石隙留裙片，化作雙飛蝶繞枝”句，則復將化蝶故事，移進鄞縣矣，完成了兩地傳說的匯融。殆至清中后期宜興人邵金彪（道光三十年〔1850〕歲貢）作《祝英臺小傳》，引進鄞縣系故事，展演梁祝傳說，支出吳景墻《光緒荊溪縣新志》，作為宜興系的宣言書，昭告全國，后被廣為引述，影響甚巨。
二、句讀的錯斷與詩文之助瀾
當史能之修《毗陵志》時，四明已有兩志。史能之本鄞縣人，且史氏為四明看族。乾道、寶慶兩志，或有傳播至毗陵者，因“祝英臺”三字，遂附會出梁祝故事，亦未可知也。
然就文本言，《咸淳毗陵志》卷二十七“祝陵在善權山巖前有巨石刻云祝英臺唸書處號碧蘚庵昔有詩云胡蝶滿園飛不見碧蘚空有唸書壇”四十一字之句讀，實為關鍵，前人古人年夜皆斷作：
祝陵：在善權山，巖前有巨石刻，云：祝英臺唸書處，號碧蘚庵。昔有詩云：“胡蝶滿園飛不見，碧蘚空有唸書壇。”
據此，則：①祝陵在善權山，②善權山巖前有巨石刻，③巨石上所刻文字為“祝英臺唸書處”，④祝英臺唸書處又號碧蘚庵，⑤古人詩句如此。蓋若不會議室出租作此讀，則后文“俗傳英臺本男子”便無下落。北宋僧仲殊《云霽游善權寺》：“相國親題離墨石，女郎誰筑唸書臺。”永嘉人薛季宣（1134—1173）《游竹陵善權洞》有“萬古英臺面”句，自注曰：“寺，故祝英臺宅。”是皆以“英臺”作女郎矣。故謂此句讀自宋人始，行將“祝英臺唸書處”同等于“碧蘚庵”。
明代如鄞縣人楊守阯（1436—1512）有《碧鮮壇》詩，自注：“即碧鮮庵，相傳祝英臺唸書處。”且于“茍焉殉同窗”句自注：“舊傳英臺與梁山伯共學，后化為蝶。”王世貞（1526—1590）《游善權洞記》曰：“至三生堂，不雅祝英臺唸書處。”王稺登（1535—1612）《祝陵逢史戶部俄而別往》有“臨歧一吊祝英臺”句。鄒迪光（1550—1626）《進善卷寺》第二首自注曰：“寺是祝英臺唸書處。”李流芳（1575—1629）《潘克家蔣韶賓邀游善卷寺酒后偶成》：“君不見祝娘遺址今荒臺，昔時唸書何在哉。”自注：“寺相傳為祝英臺唸書處，今有臺尚存。”清代如宜興人陳維崧（1625—1682）《碧蘚庵》詩序，曰：“碧蘚庵，相傳為祝英臺唸書處。”響亮吉（1746—1809）有“善權寺訪祝英臺唸書處及三生堂故址”詩題。或曰善權寺是祝英臺唸書處，或曰碧蘚庵是祝英臺唸書處。此種熟悉，皆因梁祝傳說而反向感化于對文本之解讀與再次之書寫者也。
然則巖前巨石上所刻者，為“祝英臺唸書處”六字歟？抑“碧蘚庵”三字歟？
宋末元初姑蘇人顧逢有《題善權寺》，有的版本于“舊刻字猶存”句末注“即碧鮮庵”，則所刻者為“碧鮮庵”三字。明代姑蘇人都穆（1458—1525）于弘治十六年（1503）四月作《善權記》，有“右偏石壁，刻‘碧鮮庵’三年夜字，即祝英臺唸書處”。慎蒙（1510—1581）于隆慶六年（1572）十月游善權洞，記曰：“堂右偏石室，刻‘碧鮮庵’三年夜字，李曾伯所書，乃祝英臺唸書處，與梁山伯同事筆硯者。”曹學佺（1573—1646）、陳仁錫（1581—1636）等鈔掇史料，所著書內具謂“南齊建元二年，建碧蘚庵于其故居，刻‘祝英臺唸書處’六年夜字”云。清代海寧人吳騫（1733—1813）于嘉慶元年（1796）四月與胥繩武、陳經游善權洞，不雅摩崖石刻，曰：“碧蘚庵：右三字在小水洞東。正書，年夜徑三尺。”并將三字捶拓，寄與金石學家翁方綱（1733—1818）。此與《咸淳毗陵志》著錄者同。寧楷《嘉慶增修宜興縣舊志》卷九曰：“史《志》云：善權山巖前有巨石，刻云：祝英臺唸書處，號碧蘚庵。……今石刻六字已亡，惟‘碧鮮庵’長碑三年夜字，字形瑰瑋。”所謂“石刻六字”即“祝英臺唸書處”，今者“已亡”矣，惟“碧鮮庵”三字石刻猶在。如是則有兩石刻矣，此蓋協調之論也。
于此可知，《咸淳毗陵志》四十一字之句讀，或可斷作：
祝陵：在善權山，巖前有巨石，刻云：祝英臺。唸書處號碧蘚庵，昔有詩云：“胡蝶滿園飛不見，碧蘚空有唸書壇。”
這般，則：①祝陵在善權山，②善權山巖前有巨石，③巨石上刻有“祝英臺”三字，④唸書處號碧蘚庵，⑤古人詩句為詠碧蘚庵暨唸書處者也。然此與巨石上所刻“年夜徑三尺”之“碧鮮庵”三字又相違矣，復看成何說明耶？
三、主要的人事與文本之脫訛
噫！人們心里，都因坐了“祝英臺”這一男子，故與“唸書處”三字連讀為“祝英臺唸書處”，遂致“號碧蘚庵”四字孤單地游離在句讀之外。然巨石上所刻之字，自《咸淳毗陵志》有著錄以來，實可判斷為“碧蘚庵”三字；則所謂之四十一字，疑有遺漏或訛誤。
《咸淳毗陵志》所載涉祝英臺、祝陵者，錄如下：
廣教禪院：在善卷山，齊建元二年以祝英臺故居建。唐會昌中廢，地為海陵鐘離簡之所得。至年夜和中，李司空蠙于此借榻肄業，后第進士；咸通間贖以私財重建，刻奏疏于石。崇寧中，傅待制楫家以恩請為墳剎。宣和改為崇道不雅，建炎元年詔復為院。（卷二十五“寺院”）
傅待制楫墓：在祝陵。（卷二十六“陵墓”）
祝陵：在善權山，巖前有巨石，刻云：祝英臺。唸書處號碧鮮庵，昔有詩云：“胡蝶滿園飛不見，碧鮮空有唸書壇。”俗傳英臺本男子，幼與梁山伯共學，后化為蝶。其說類誕。然考《寺記》，謂齊武帝贖英臺舊產建，意必有人，第恐非男子耳。今此地善釀，陳克有“祝陵沽酒清若空”之句。（卷二十七“奇跡”）
李司空山房：詳見寺院。（卷二十七“奇跡”）
碧蘚庵：字在善權寺住持石上。（卷二十九“碑碣”）
此五條則字，除“傅待制楫墓”、“李司空山房”、“碧蘚庵”三條較為冗長外，“廣教禪院”、“祝陵”二條，文字雖也未幾，然所敘時光，前后似有牴觸，著錄文字，高低或有紊亂，其背后實關乎唐代主要之人物與文明之活動。
1．時光與事務
廣教禪院原名善卷寺，齊高帝或齊武帝時建造，避南齊東昏侯蕭寶卷諱，“善卷”改“善權”。顛末三百五六十年成長，漸至繁庶，且成西北一方名剎。唐會昌二年（842）下敕限制僧眾，續而在全國毀梵剎，勒僧尼出家，史稱“會昌法難”。志言善權寺“會昌中廢”，即指此事。隨后，寺產為海陵（今泰州市下轄）鐘離簡之買得，成為小我公有。
會昌（841—846）是唐武宗年號，會昌六年三月武宗崩，宣宗繼位，蒲月即下敕恢復梵剎，各地被放棄的寺院，紛紜獲得復建。至唐懿宗咸通八年（867）蒲月，昭義兵節度使、中散年夜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年夜夫李蠙上奏朝廷，懇求收贖善權寺，六月五日得敕批准。李蠙復于六月十五日，再次上奏，詳列收贖來由，愿“自出俸錢，依元賣價收贖，訪名僧方丈教化，同力卻形成善權寺。其連寺田產，收贖之后，并卻舍進寺家，永充贍養”，以及寺院重建之詳細辦法。六月三旬日，中書門下將敕牒發與浙西察看使，“宜依所奏”，由處所當局準此籌辦。
那么，遠在昭義節度使任上的李蠙，為什么對于恢復善權寺這般積極？且收贖的所需支出，又所有的由小我的私俸承當呢？李蠙在第二次的奏疏里寫到：
臣年夜和中，在此習業。……今以奇跡靈境，恐游玩鼓噪，居人褻瀆，肸蠁無依，神祇掉所，尚令官中收贖，復置寺宇。豈有此靈異奇跡，兼是名山年夜川之數，今為墓田，理必不成。
臣懷此冤憤僅三十年，儻不遇陛下睿思通幽，圣慮徹古，特降敕命，盡許卻收，即難特有論請。
李蠙于會昌元年（841）中進士。前此的年夜和（827—835）年間，曾在善權寺“習業”。自會昌二年后寺毀，迄今二十五年擺佈，所謂“懷此冤憤僅三十年”，可知重建善權寺是李蠙心中的幻想。足見少年時所處周遭的狀況對于小我的生長，在其心中之位置，是多麼的主要。
善權寺的收贖與復建，應用的是李蠙的私俸，所以他對重建工程以及后期的治理，都頗為器重，且親身發布了《榜善權寺》、《再榜善權寺》兩篇規制，包含寺院組織規程、和尚檢選、寺產運營、戒律嚴守。刻字上石，榜示僧眾。而收贖善權寺的第二封奏狀和中書門下的敕牒，亦雕刻進石，俗稱“贖寺碑”。拜見朱昱《成化重建毗陵志》卷三十九“碑碣”：“善權寺奏狀，唐司空李蠙撰。在本寺。”
李蠙于咸通十年（869）調兵部侍郎判度支，次年任鳳翔節度使。僖宗乾符三年（876）分司洛陽，時為司空。暮年曾有《題善權寺石壁》詩：
周圍冷暑鎮湖關，三臥漳濱帶病顏。
報國雖當存逝世節，解龜終得遂生還。
容華漸改心徒壯，志氣無成鬢早斑。
從此便回林藪往，更將馀俸買南山。
今據國度藏書樓躲清嘉慶九年（1804）《善權寺古今文錄》鈔本（明善權山方丈釋方策輯，弘治十七年〔1504〕書成），該詩題后小字曰：
李相公留題并序：常州離墨山善權寺，始自齊武帝贖祝英臺產之所建，至會昌以例毀廢。唐咸通八年，鳳翔府節度使李蠙聞奏天廷，自舍俸資，從頭樹立。奉敕作十方禪剎，方丈乃令門僧玄覺主焉。因作詩一首，示諸親朋，而題于石壁云。
按，該詩另著錄于沈敕《荊溪外紀》（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刻本），無題后弁言。不雅序中“唐咸通”、“李蠙聞奏天廷”諸語，似非李序原文，殆綜述李序文字而成者歟？該詩詩意較為顯豁，前俸已贖建善權寺，故以“馀俸買南山”，作回隱之計矣。
李蠙終極能否退居宜興，能否卒葬善權山，文獻無稽，不得斷定。明沈周（1427—1509）于弘治十六年（1503）游宜興善權寺，有《唐李丞相墓》詩，此與《咸淳毗陵志》之“李司空山房”，蓋皆如后世之衣冠冢、留念館云爾。
2．書寫與沿襲
毗陵修志，始于北宋淳熙、紹熙間鄒補之。鄒氏，浙江三山（今開化）人，受業朱熹、呂祖謙之門。淳熙二年（1175）進士，十二年（1185）為常州傳授；紹熙四年（1193）知休寧縣。其任州學傳授時代，纂修《毗陵志》十二卷。未刊。
淳祐元年（1241），宋慈（1186—1249）調任知常州事。史能之亦于同時任常州武進縣尉。宋慈曾與史能之說起，謂鄒氏本《毗陵志》不無簡單之憾，預備召集一班人馬，“增益之”。誰曾想人事播遷，宦海沉浮，兜兜轉轉，二十五年后的咸淳二年（1266），史能之升遷為知常州事。“取而閱之，則猶故也”，于是發了一通感歎，曰：
嘻！豈職守之遵絀不常，而郡事之糾葛靡暇，是以久而莫之續耶？抑有待而然耶？
史氏的任務感油但是生，沛但是至，“乃命同寅之材識與郡士之博習者，收羅見聞，整理放掉；又取宋公未竟之書于常簿季公之家，訛者正，略者備，觖者補”。顛末十個月的訂補，終于纂修完成了《毗陵志》，共三十卷，史氏于咸淳四年（1268）序而付刻。
梁任公曰：“最古之史，實為方志。”方志編輯之體，昉于《華陽國志》；隋唐之際，稍具範圍；兩宋之間，基礎定型。后此者，年夜皆承續前志，累代增益罷了。故曰：《咸淳志》（三十卷）基于“宋公未竟之書”，而“宋公未竟之書”實又本乎鄒氏草創之稿（十二卷）。今者鄒氏稿、宋公書已不成復睹，可見者惟史氏之《志》，其增刪改易、鈔輟抄寫間，或音形附近而成筆誤，或前后同文乃至遺漏，其于祝陵與碧鮮庵者，也許有之矣。
祝陵之“陵”，陵墓歟？若是，必當載諸《咸淳毗陵志》。今檢志書卷二十六“陵墓”，僅列武進“泰安陵”（曰：“南齊高帝所葬。……今隸丹陽縣境，在武進之西。”），馀者皆墓也。又，卷三十“傅待制楫墓”，曰：“在祝陵。”若祝陵是陵墓，則不宜在陵上再葬墓。且祝陵著錄于卷二十七“奇跡”，則非陵墓也必矣。既非陵墓之名，且全書僅此兩處呈現，并據“在善權山……今此地善釀”可知：祝陵者，原為一奇跡之名，即那時一小小之地名耳。按，江南地名冠以“陵”者多矣，如金陵、延陵、海陵、晉陵、毗陵等，《爾雅·釋地》：“年夜陸曰阜，年夜阜曰陵。”疏引李廵注曰：“地盤高峻名曰阜，最年夜名為陵。”
卷二十五“廣教禪院：在善卷山”，卷二十七“祝陵：在善權山”，然卷十五“山川”里竟然沒有“善權山”之條目。不外，廣教禪院與祝陵都觸及善卷寺。而善卷寺建造時光，一則曰“齊建元二年”，二則周必年夜引舊碑與《毗陵志》引《善卷寺記》俱謂是“齊武帝”。按，建元是齊高帝年號，然就史料起源議，宜從舊碑與《善卷寺記》，當在齊武帝永明（483—493）年間。至于建造的處所，一則曰“以祝英臺故居建”，二則周必年夜引舊碑謂“贖祝英臺莊所置”，三則《善卷寺記》謂“贖英臺舊產建”。按，“故居”者，故居也；而“莊”為地步，與“舊產”意近，同理，宜從舊碑與《善卷寺記》。
前曾論及，唐懿宗時李蠙上奏朝廷，愿“自出俸錢，依元賣價收贖”善權寺，其緣由是“臣年夜和中，在此習業”。以此反不雅廣教禪院條“唐會昌中廢，地為海陵鐘離簡之所得。至年夜和中，李司空蠙于此借榻肄業”，就會發明“至年夜和中”之“至”字，實為鈔錄李蠙奏疏內“臣”字而致錯改，蓋年夜和在會昌之前。
祝陵之“祝”，姓氏歟？今檢《咸淳毗陵志》，無一祝姓之人。前引永嘉人薛季宣有《游竹陵善權洞》詩，作“竹陵”。其后淳熙四年（1177）四月，楊萬里出任知常州事。六年春，楊氏自常州回里，過長洲，夜宿滸墅，作《船中晩酌》，有“竹陵春酒盡清嚴，解割詩腸快似鐮”句；過杭州，作《晩憩富陽》詩，有“急喚清空竹陵酒，旋嘗梅子與櫻桃”。楊氏回里，應當是滿載了釀于治下宜興縣如清若空之“竹陵酒”，羈旅勞頓，可隨時酌飲遣興。此與志書所謂的“今此地善釀，陳克有‘祝陵沽酒清若空’之句”，若合符契。按，陳克（1081—1137）字子高，浙江臨海人。此為其《陽羨春歌》詩中句。故曰：祝陵者，當為竹陵之訛也。按，《廣韻》：祝，之六切。竹，張六切。之屬章母，張屬知母，是知“祝”、“竹”二字聲近韻同。今不雅善權之山，有竹海之謂，其千百年前已這般景致也哉！
碧鮮庵，卷二十九“碑碣”作“碧蘚庵”。“鮮”歟？“蘚”歟？寧楷《嘉慶增修宜興縣舊志》卷九“遺址”于“碧鮮庵”條后按曰：
碧鮮庵，一名碧鮮巖。……“碧鮮”本竹名，碑刻此刻，無作“蘚”者。王《志》誤作“蘚”，詩句平仄掉粘，不成讀矣。華詩作“碧仙”，亦屬風聞之誤。
“王《志》”即王升《萬歷重建宜興縣志》，“華詩”指華察《游善卷碧仙巖》詩。所謂“詩句平仄掉粘”，即所引“胡蝶”二句，或為盡句之第三、四句，或為律詩之尾聯，依律作“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若是“蘚”字，則仄聲矣，分歧平仄，故曰“掉粘”。
按，“‘碧鮮’本竹名”，語見西漢枚乘《兔園賦》：“修竹檀欒，夾水碧鮮。”呂向注曰：“玉潤碧鮮，言竹色如玉碧之鮮潤。碧，亦玉也。”西晉左思《吳都賦》：“檀欒嬋娟，玉潤碧鮮。”也是直接化用矣。
又按，《廣韻》：庵，烏含切；巖，五咸切。可知兩宋時代，二字讀音類似；今之環太湖地域，亦幾無別。故作“碧鮮巖”者，蓋同音而致訛者也。
“碧鮮庵”碑刻于史能之重建《毗家教陵志》時，即已聳立在善權寺。如明代都穆、沈周與清代陳經、吳騫游覽時，皆曾得見，并著錄于書；據吳景墻《光緒宜興荊溪縣新志》，善權寺“兵毀，同治六年寺僧復建衡宇三楹”，所謂“兵毀”，指清軍與承平軍之戰；戰后即無該碑之記錄。直到1921年，宜興人儲南強（1876—1959）開闢善卷洞，“始出碧鮮庵碑于寺后土中”，為“建碑亭”，以迄于今。
經前所述，對《重建毗陵志》卷二十七“祝陵”條之文字，作如下猜測：
竹陵：在善權山。山有廣教禪寺，舊名善卷，齊時以祝英臺舊產建。前有巨石，刻云“碧鮮庵”，為唐李司空蠙唸書處，昔有詩云：“胡蝶滿園飛不見，碧鮮空有唸書壇。”俗傳英臺本男子，幼與梁山伯共學，后化為蝶。其說類誕。然考《寺記》，謂齊武帝贖英臺舊產建，意必有人，第恐非男子耳。今此地善釀，陳克有“竹陵沽酒清若空”之句。
“竹陵”為一小地名，單言“在善權山”，家教稍覺廣泛，宜交接年夜體方位。點廣教禪寺舊名，引進“齊時以祝英臺舊產建”，——可知“以祝英臺舊產”句內“祝英臺”三字，誠非男子之名，實為臺名也，如黃金臺、柏梁臺、銅雀臺、超然臺之臺耳。“巨石”者，住持石也。刻“碧鮮庵”三字，四圍多竹，“碧鮮”之謂“竹”也。此地原為唐李蠙年夜和年間唸書之處，后人作詩詠之，“碧鮮空有唸書壇”云者，意謂碧鮮庵里只剩有唸書之壇，慨物是而人非。今此地善釀好酒，酒以“竹陵”名，品德一如清若空者。當時或已有梁祝幼曾同窗、逝世而化蝶傳說，史能之因感于家鄉有義婦祝英臺，遂于“胡蝶滿園”二句后，補進數語，且改“竹”為“祝”，以牽率祝陵、祝英臺之聯繫關係也。
故曰：梁祝之始也，蓋因文本之脫訛，以致于地志之附會，《延祐四明志》謂“此事恍忽”，《咸講座場地淳毗陵志》亦謂“其說類誕”。及經文人之改編，作小說以傳不雅；曲家之展演，登戲臺而傳唱。方志游記，云集景從，層累相生，積非成是，致以本日，家喻戶曉。大眾文學，其類年夜皆這般；而地志之載記，“類誕”者又何其之夥焉，祝英臺特其尤甚者歟？四明毗陵，彼時同屬兩浙，相距僅六百里耳，人物往還，商旅頻繁，致本無相關之“冢墓”與“舊產”，經千馀年節外生枝之演化，南北堆疊，竟成合流。明天的尋覓，只是為了尋覓一種文本被層累的錯讀的能夠；此與“夔，一足”、“夔一，足”意實類似，誠如顧頡剛師長教師所說的：“既有以上二事之相類，遂有并為一種之傳說。”而文本的脫訛與句讀之錯斷，或許正是梁祝故事傳播中最為要害的一環。
附記：《尋覓》一文，思之逾十載，迄不敢落筆，蓋傳說固非真有其事，然平易近間亦自有其功用途。剝繭抽絲，唯恐絲斷，且不得絲，即繭亦不存矣。猶憶數年前，曾與俞為平易近師長教師請益，得鼓動激勵，爰取錢南揚、路曉農、王寧邦諸師長教師之著作文章，以及歷代史籍之著錄，反復推衍。后因疫情，逡巡三年，其間或趨俗務，或生旁騖，拖之又拖，不克不及再拖。幸藉進修之隙，稍作梳理，徵據多類似，按斷或分歧，蓋亦展敘一己偶爾之思，以就正于博雅正人云爾。癸卯正月十八，個廠識于昌平十三陵水庫南側。
又，文章構篇于正月初九，越九日而成第一、二節，至仲春初九始有第三節之豁然悟。附論四則，稍記所見所慮，蓋與梁祝事亦相涉者也。半月以來，運思俱在登榻之后，常致奮起而不克不及進夢焉。仲春廿四，個廠于仰顧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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