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部小說史料專書，魯迅校錄《小說舊聞鈔》與《古小說鉤沈》《唐宋傳奇集》同為學界推許，每與《中國小說史略》相并置，被視為后者的學術預備和副產物。[①]與《古小說鉤沈》《唐宋傳奇集》重要收錄小說文本分歧，《小說舊聞鈔》則專收小說史料。該書1926年8月由北舊書局第一版，時價《中國小說史略》合訂本（北舊書局1925年9月）問世后不久。可見《小說舊聞鈔》的印行，合法當時，與《中國小說史略》及1927年12月和1928年2月分上、下冊出書的《唐宋傳奇集》一并組成“史料——史論——文本”相聯合的完全的中國小說史研討系統。《小說舊聞鈔》自發行以來，一向廣受好評。[②]但備受追蹤關心的重要是其作為史料專書的文獻價值和作為《中國小說史略》問世前的學術積聚的基本性意義。現實上《小說舊聞鈔》的學術特點和價值，不限于此。在該書的校錄和出書經過歷程中，魯迅有興趣借助史料承載并浮現自家的小說史不雅，這使《小說舊聞鈔》超出了普通意義上的小說史料讀本，成為小說史的另一種書寫方法。該書不只是《中國小說史略》的史料預備，還成為后者學術思緒的延展。魯迅的小說史研討，力求在諸多本文、史料和景象之間樹立一種有用的聯繫關係，從而展示出中國小說的汗青變遷的線索。[③]以小說史不雅為引領，史料得以超出其本身，成為一種方式，使底本各司其職的史料、史論和文本，衝破其單一屬性與本能機能，在小說史研討中既彼此自力，又彼此支持，以互文性和共素性的姿勢施展感化。經由過程建構史料和文本、史料和史論，以及史料和史料之間的小說史聯繫關係，小說文本得以凸顯，小說史論得以浮現，史料亦是以成績其本身，由處于疏散狀況的原始資料轉化為小說史料。由此可見，在小說史料與史論之間，并非單一貫度的先后或因果聯繫關係。《小說舊聞鈔》和《中國小說史略》在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研討系統中表現為一種互為因果的共生關系。
一
《小說舊聞鈔》第一版本共收錄38種小說的相干史料，自宋代《年夜宋宣和遺事》起，至晚清《二十年目擊之怪近況》訖；還有《源流》《評刻》《禁黜》《雜說》4篇，觸及宋元以降關于小說的若干史料和評論。目次頁前有魯迅自撰《序文》，書末附《援用書目》，此中包含目次、方志、筆記、詩話、日誌等各類冊本71種。1935年7月，《小說舊聞鈔》由上海聯華書局重版。重版本新增魯迅自撰《重版序文》，置于第一版本《序文》之前；新增有關《繡榻別史》《閑情外傳》《花月痕》三部小說的史料，使《小說舊聞鈔》觸及的小說增至41部；有關《水滸傳》的史料則借助“案語”略作補充；援用冊本增至75種，彌補了王驥德《曲律》、謝章鋌《賭棋山莊文集》《課余續錄》、陳康祺《郎潛紀聞》《郎潛紀聞三筆》等5種，刪除王侃《江州筆談》。聯華書局1937年2月重印《小說舊聞鈔》重版本時[④]，在《援用書目》中恢復《江州筆談》，使援用冊本增至76種。需求闡明的是，《小說舊聞鈔》1935年重版本固然在《援用書目》中刪除《江州筆談》，但在收錄的有關《三國志演義》的史猜中，仍包括采自該書的一段文字，與1926年頭版本和1937年重印重版本分歧。可見，《江州筆談》不見于1935年重版本之《援用書目》，很能夠是排版時的漏掉，并非魯迅自動刪除，也不存在復雜的緣由。[⑤]魯迅校錄、增訂《小說舊聞鈔》的版本情形，年夜體如是。1937年重印重版本固然發行于魯迅往世之后，但恢復《江州筆談》，現實上是改正上一版的過錯，恢復《小說舊聞鈔》重版本的原貌，是以重印重版本可以歸入魯迅自訂《小說舊聞鈔》的版本序例之中。
魯迅在《小說舊聞鈔》第一版本《序文》中交接了校錄該書的緣起：
昔嘗管理小說，于其史實，有所鉤稽。時蔣氏瑞藻《小說考據》已版行，取以檢尋，頗獲稗助；獨惜其并收傳奇，不曾理析，校以底本，字句又時有異同。于是凡值瀏覽故記，偶得舊聞，足為參證者，輒復別行迻寫。歷時既久，所浸漸多；而二年已前又復廢置，紙札叢雜，委之蟫塵。其所以不即焚棄者，蓋緣事雖鄙陋，究嘗專心，取舍兩窮，有如雞肋焉爾。本年之春，有所棖觸，更發舊稿，雜陳案頭。一二小友認為此雖缺乏以餉名家，或尚非無稗于初學，助之編定，斐然成章，遂亦印行，即為此本。[⑥]
魯迅的這段表述，立場謙虛，用語謹嚴，卻對積聚的浩繁史料能否均編進《小說舊聞鈔》未予闡明。現實上《中國小說史略》中引述的各類冊本，遠不止《小說舊聞鈔》所及之70余種。前者觸及宋以后小說（包含小說集）140余部，與之相較，《小說舊聞鈔》所收小說尚不及三分之一。諸多在《中國小說史略》中予以專門闡述的小說，如《年夜唐三躲取經詩話》《兒女好漢傳》《海上花傳記》《老殘游記》《孽海花》的相干史料，均未被《小說舊聞鈔》收錄；且該書1935年重版本新增《繡榻別史》《閑情外傳》二種，不見于《中國小說史略》。即便是在兩書中均有觸及的小說，《中國小說史略》中引述的個體史料亦不見于《小說舊聞鈔》，如闡述《西游記》作者時提到的清人阮葵生《茶亭客話》。[⑦]可見在該書的校錄經過歷程中，魯迅對把握的史料有所取舍。《小說舊聞鈔》第一版本印行一年后，北舊書局註銷的一則市場行銷可以證明以上判定：
魯迅師長教師編著《中國小說史略》時，凡遇珍異資料，均順手摘要摘錄，書成，積稿至十余巨冊。今將明清兩代關于小說之舊聞遺事，拔取精要者纂集成冊。取材謹慎，考證緊密，凡讀過師長教師所著小說史略者，不成不讀此書。[⑧]
由此可知，魯迅在校錄《小說舊聞鈔》時對多年累積的史料并非所有的收錄，而是有所選擇，即只采摭明清兩代的小說史料，并“拔取精要”。但這則市場行銷對魯迅若何取舍史料，即史料進集的尺度語焉不詳。從收錄史料所屬的年月看，《小說舊聞鈔》上承《古小說鉤沈》和《唐宋傳奇集》。由于該書重要收錄長篇章回小說、話本小說集和筆記小說集，卷帙眾多，其文本未便于匯集，且所及明清兩代小說，年夜多存世，也無須專門匯集，故轉而校錄史料，匯為一書，意在經由過程史料的編排和案語的闡述，浮現宋元以降的中國小說史面孔。《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和《小說舊聞鈔》固然對文本和史料各有著重，但彼此間具有顯明的序列性，既可以和《中國小說史略》相參照，組成一個文本、史料和史論相聯合的完全的中國小說史研討系統，亦可分辨成書，浮現自力的學術品德。此中《小說舊聞鈔》作為魯迅正式出書的獨一一部小說史料專書，其學術價值和在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研討系統中的位置，自不待言。
對中國小說史研討而言，史料的主要性無須置疑。而對中國小說史的研討者而言，史料更是史論必不成少的條件和基本。特殊是在20世紀初，中國小說史學尚處于草創階段，史料的發明在學術動員的經過歷程中更是起到不成或缺的要害性感化。並且小說史研討的過程往往是史料在先，史論在后，史料與史論由此被付與先后、甚至因果的聯繫關係。這在《小說舊聞鈔》和《中國小說史略》的出書經過歷程中確切有所表現。前文已述，1925年9月《中國小說史略》合訂本出書，次年8月《小說舊聞鈔》第一版本印行，兩書的出書簡直同步。1935年7月《小說舊聞鈔》重版，新增小說《花月痕》及相干史料二則。彼時魯迅已闊別學界，成為不受拘束撰稿人，并無出書學術著作的實際需求，補充《小說舊聞鈔》的目標，除“學子得此，或足省其復重尋檢之勞焉罷了”[⑨]，還與魯迅對《中國小說史略》的再次修訂有關。1935年6月，《小說舊聞鈔》重版前夜，北舊書局也重版《中國小說史略》，是為魯迅生前最后一次修訂的版本，即“北舊書局第十版”再次修訂本。[⑩]《小說舊聞鈔》重版本從清人謝章鋌《賭棋山莊文集》《課余續錄》兩書中采摭有關《花月痕》作者魏秀仁的史料，對其生平及創作的基礎情形有具體的記載。[11]《中國小說史略》再次修訂本對《花月痕》作者姓名和生平的闡述亦有顯明的調劑。合訂本目次中“魏子安《花月痕》”[12]，再次修訂本中改為“魏秀仁《花月痕》”[13]（魏氏名秀仁，字子安，再次修訂本不再以字行）。合訂本第二十六篇《清之狹邪小說》註釋先容魏子安時，援用平易近國佚名作者之《小奢摩館脞錄》（該書未列進《小說舊聞鈔》之《援用書目》，亦不見于魯迅《采錄小說史資料書目》手稿），曰“子安名未詳”，對其生平的描寫較為簡單。[14]再次修訂本則援用前述謝章鋌的兩部著作，指出“子安名秀仁”，對其生平的先容文字也近乎合訂本的一倍，相較而言更為正確詳盡。[15]這恰與《小說舊聞鈔》重版本中的史料補充絕對應。由此可見，《小說舊聞鈔》和《中國小說史略》的修訂經過歷程仍表現出顯明的同步性。但是，兩書之位置及聯繫關係不限于此。一方面，恰是由于對新史料的發明，促進魯迅對小說史論著的修正；另一方面，固然不再有出書學術著作的實際需求，但魯迅對中國小說史研討的連續追蹤關心，表現出一種念念不忘的固執，而晉陞《中國小說史略》學術價值的等待，又使他不竭彙集、盡力挖掘有關小說的新史料，進而促進《小說舊聞鈔》的重版。如許看來，在作為史料的《小說舊聞鈔》與作為史論的《中國小說史略》之間，并非單一貫度的先后或因果聯繫關係，而是浮現出一種互為因果的共生關系。假如將兩書之聯繫關係純真地回納為由史料到史論，也許在概況上強化了前者的學術位置，甚至能夠由此得出無史料則無史論、無《小說舊聞鈔》則無《中國小說史略》的結論，卻能夠掩飾該書更為豐盛的價值內在。《小說舊聞鈔》的價值，不限于《中國小說史略》的史料積聚和學術預備，視其為后者的副產物或衍生物，無異于將史料置于史論的附屬位置。同時，作為公然出書物，《小說舊聞鈔》與《中國小說史略》的幾回印行都近乎同步，兩書連同《唐宋傳奇集》（1927年12月、1928年2月北舊書局第一版上、下書籍，1934年5月上海聯華書局合訂本），彰顯出一種有興趣識的出書行動，即在統一時段中出書彼此相干的一系列小說史著作，從而樹立起具有全體性與共素性的中國小說史研討系統。在這一研討系統中，史料和史論各有其自力價值，彼此間浮現共生、而非附屬或依存關系。
《小說舊聞鈔》以作品為主線，彙集相干史料，置于每一部小說名下，與蔣瑞藻《小說考據》等史料專書編製附近。不外，該書仍有其獨異之處，表現在前述《源流》《評刻》《禁黜》《雜說》四篇中。這四篇以中國小說史上的若干詳細景象與話題為中間，在作品之外另辟門路，從而打破了普通史料專書的并列式構造，向小說史研討的縱深處推動。尤其是《禁黜》篇，較早搜集中國現代小說禁毀的史料，固然多少數字未幾，但以小說史上的主要話題為線索，爬梳史料，其視角和目光均屬非凡。同時，《小說舊聞鈔》收錄史料，不避重復，而以浮現小說史景象與話題為旨回。史料重復，本為史料專書之年夜忌，在《小說舊聞鈔》中卻屢有呈現。魯迅在《序文》中自述其起因：“凡所錄載，本擬力汰復重，以便不雅覽，然有破格，可得而言：在《水滸傳》，《聊齋志異》，《閱微草堂筆記》下有復重者，著俗所傳播之跡也；在《西游記》下有復重者，揭此書不著錄于地志之漸也；在《源流篇》中有復重者，明札記肊說稗販之多也。”[16]可見，《小說舊聞鈔》以小說史不雅為引領，對史料停止取舍和編排，不只不以重復為忌，反而借助重復彰顯出更為凸起的小說史特質。該書還在史料之外，并加案語，對史料予以辨正和闡釋，進一個步驟植進魯迅的小說史不雅。
這般“史料+案語”的著作編製，在中國古代學術史上并非個例，與之附近者還有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課本》。在中國粹者撰寫的文學史中，魯迅對劉著頗為贊賞，不只向友人鼎力推舉[17]，並且在自家關于魏晉文學的演講中，參考其思緒，鑒戒其不雅點。[18]魯迅推重《中國中古文學史課本》，出于對其史識的敬佩和文學史寫作思緒的認同。劉著之編製，分歧于普通意義上的以史論為中間的文學史，而采用摘引史料，附以案語的情勢。《中國中古文學史課本》概況上以史料為主，闡釋為輔，近乎史料匯編。但是在分歧話題下選擇哪些史料，如何對史料停止編排，都以作者的文學史不雅為依托。劉師培將自家對中古文學的懂得與闡釋包含在史料的取舍和編排之中，完成了一部標新立異的文學史。魯迅《小說舊聞鈔》采用異樣的著作編製，并非偶爾。該書雖以史料專書為回屬，但與劉著附近，以史料為方式，史料與史論互現而共生。
二
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研討、特殊是《中國小說史略》一向獲得同時期人的高度評價。魯迅往世后，蔡元培在所撰挽聯中出力凸起其學術進獻：“著作最謹慎非徒中國小說史”[19]。胡適《〈口語文學史〉自序》對《中國小說史略》有如下贊譽：“彙集甚勤，取裁甚精，斷制也甚謹慎，可以替我們研討文學史的人節儉有數精神。”[20]阿英《作為小說學者的魯迅師長教師》則評價該書：“現實上不止于是一部‘史’，也是一部很是準確的‘考據’書，于‘史’的論述之外，隨時加以考釋，正訛辨偽，根本治理。”[21]以上判定，均著眼于《中國小說史略》在史料層面的成績，對《小說舊聞鈔》而言，也頗為實用。這不只表現出中國小說史學草創階段研討者對史料任務的器重，還與其對小說史學的定位親密相干。在研討者看來，小說史學是史學的一個分支，重視史料自是題中應有之義。[22]在浩繁研討者中，追蹤關心魯迅在史料以外的進獻的是鄭振鐸。《魯迅師長教師的治學精力》一文指出：“他（引者按：指魯迅，下同）是最緊密的考證家校正家。他的校正的功夫是不下于顧千里、黃蕘圃他們的；而較他們更提高的是，他不是考證，校正為盡頭。”“他是在最基礎上唱工夫的，他打定了基本，搜齊了資料，然后顛末了尖利的考核，緊密的剖析，而以公正的立場下判定。”[23]《魯迅的輯佚任務——為魯迅師長教師去世二周年事念而作》則進一個步驟誇大：“他生平最重視‘學問’，惟不年夜看得起‘校勘家’、‘目次家’，象傅增湘等諸人，由於他們所努力的不是‘學問’的某一部分而是為‘書’所奴役，無目標的任務著。”“魯迅所做的校輯任務都是有目標、有興趣義的任務。”[24]將魯迅對小說史料的彙集收拾，視為小說史研討的出發點而非起點。鄭氏對魯迅的小說史研討的懂得和評判，較之蔡元培、胡適、阿英等人更為深刻。不外，鄭振鐸仍將《小說舊聞鈔》視為“寫作《中國小說史略》時的副產物”[25]，對該書在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研討系統中的自力位置和價值缺少更為有用的闡釋。
對小說史研討而言，史料的缺少能夠影響史論的提出，甚至形成誤斷，但這并不料味著擁有史料就必定能發生有價值的結論。史論的提出，當然有賴于史料的發明，但史料的發明異樣有賴于研討者的學術目光。各類史料多少數字浩繁，散落在浩如煙海的典籍之中，處于一種汗漫無序的天然狀況，只要借助中國小說史學的研討視角和不雅念，才幹被挖掘出來，從而以“小說史料”的成分進進一種汗青構造之中。小說史料不只需求彙集收拾，還需求經由過舞蹈教室程研討者的闡釋，成為小說史研討系統中不成或缺的主要環節，取得學術性命力。恰是由于小說史學的研討視角和不雅念的存在，使若干史料被從頭發明與激活。在魯迅看來，史料是小說史研討的底線，甚至是一條不成超越的底線，這從他著史“先從作長編進手”[26]的治學理念中可見一斑。但小說史研討的下限則取決于研討者的史識。在致臺靜農信中，魯迅批駁“恃秘本秘籍，為驚人之具”的做法，稱這類文學史著作為“材料長編”[27]。也就是說，“材料長編”當然必不成少，但借使倘使缺少史識，則能夠流于普通意義上的史料匯編，作為讀本尚可，卻無法起到史論的感化。在統一封手札中，魯迅談及《中國小說史略》的修正：
雖曰刊定，而所改實未幾，蓋近幾年來，域外奇書，沙中殘楮，雖不時先容于中國，但尚無需是以年夜改《史略》，故多仍之。[28]
這與魯迅在《〈小說舊聞鈔〉重版序文》中的不雅點附近：
此十年中，研討小說者日多，新知灼見，洞燭幽隱，如《三言》之統系，《金瓶梅》之底本，皆使例來呆滯，一旦豁然；自《續錄鬼簿》出，則羅貫中之謎，為昔所聚訟者，遂亦冰解，此豈後人憑心逞臆之所能至哉！然此皆不錄。所以然者，乃緣或本為專著，載在期刊，或未見原書，憚于轉寫，其詳，則自有馬廉鄭振鐸二君之作在也。[29]
在《中國小說史略》和《小說舊聞鈔》出書后，小說史研討日漸繁華，新的史料和史論不竭呈現，但在魯迅看來，卻未必有補充、修正兩書的需要。概況上看是由于這些結果或已公然頒發，便于搜索，或未及觀看，須防止誤用，本質上卻表現出魯迅對自家研討的高度自負，即新呈現的史料和史論，缺乏以撼動魯迅中國小說史研討系統之框架和基礎。對《小說舊聞鈔》而言，新史料的補充可以增進量的積聚，卻未必可以或許完成質的晉陞。魯迅對自家小說史研討的學術等待，是從零到一，彌補空缺，而非從一到十，如虎添翼。將該書與前后問世的小說史料專書比擬，更能看出魯迅對《小說舊聞鈔》的學術定位。
前引《〈小說舊聞鈔〉序文》中對《小說考據》之得掉評價曰：“昔嘗管理小說，于其史實，有所鉤稽。時蔣氏瑞藻《小說考據》已版行，取以檢尋，頗獲稗助；獨惜其并收傳奇，不曾理析，校以底本，字句又時有異同。”[30]該書問世較早，且取材普遍，卷帙眾多，但將現代小說與戲曲、彈詞及晚清翻譯小說史料并收于一書，且較多轉引，不辨出處，文字亦有誤植。《小說考據》為后世研討者詬病，蓋源于此。不外，《小說舊聞鈔》較之《小說考據》的學術上風不只在于采摭史料的豐盛[31]，或專收小說史料，概念的界定更為正確[32]，或對史料“皆摭自本書，未嘗轉販”[33]，引錄的文本更為靠得住，還在于魯迅對史料專書的學術定位。在魯迅看來，《小說舊聞鈔》之前的史料專書，如《小舞蹈場地說考據》，每以廣收博采為旨回，不免貪多務得，作為史料讀本尚可供給查閱之方便，但貫串此中的小說史不雅卻含糊不清。《小說舊聞鈔》出書后，小說史料專書漸多。時光相距較近者，是孔另境編錄《中國小說史料》（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版）。該書延續《小說舊聞鈔》收錄史料的尺度，專務小說，篇幅則年夜為擴大，全書近15萬字，援用各類冊本、報刊等140余種。鄭振鐸為之作序，予以表揚：“蔣瑞藻氏的《小說考據》用力殊劬，而內在的事務雜亂。魯迅師長教師的《小說舊聞鈔》取材最為靠得住，但所收的‘小說’未幾。此刻孔另境師長教師的這部《中國小說史料》，是就魯迅師長教師的《舊聞鈔》而加以擴大的。費了好幾年的工夫，所得已在不少。可以免卻我們許很多多的翻書的時光。這是我們所不得不感激他的。”[34]史料彙集在範圍上超出後人，后來居上，并駁詰事。孔氏該書，雖步武《小說舊聞鈔》，甚至所有的收錄后者采摭之史料，但與新史料一路從頭編排，并刪除魯迅案語，不易于彰顯史料之間的小說史聯繫關係。是以在鄭振鐸看來，其價值重要是為研討者供給更為豐盛的史料，削減翻檢冊本之辛苦。可見《中國小說史料》面對的題目，不是史料缺少，而是史料過多，難以被一種小說史不雅所引領與整合，在學理層面未能超出《小說舊聞鈔》。而在校錄《小說舊聞鈔》的經過歷程中，魯迅植進了自家的小說史不雅，表現在對史料的取舍和編排之中，使該書超出了普通意義上的小說史料讀本，成為小說史的另一種書寫方法。
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研討，力求“從倒行的混亂的作品里尋出一條停止的線索來”[35]，這一不雅念也融進《小說舊聞鈔》的校錄中，成為對史料停止取舍和編排的尺度。魯迅在研討中國小說史的經過歷程中，積聚了浩繁史料。前引北舊書局市場行銷中所謂“十余巨冊”，并非虛言。這些史料在編進《小說舊聞鈔》之前，仍處于疏散的狀況。該書缺乏8萬字，可見魯迅對史料停止了年夜幅度的刪減，從而將混亂紛紛的史料整合為一部體系的史料專書。由史料到史料專書，是一個做減法的經過歷程。史料在進進史料專書之前還不克不及被稱為史料，只能被稱為原始資料。在小說史不雅的整合下，由本來各自所處的天然構造進進《小說舊聞鈔》樹立的全體性的汗青構造之中，才得以解脫原始資料的成分，取得史料的屬性，介入小說史的組成。在這一經過歷程中，對史料的剪裁取舍極為要害。《小說舊聞鈔》之優長不在于多，而在于精，表現在從小說史不雅動身對史料的特別選擇之中。以有關《水滸傳》的史料為例。《小說舊聞鈔》第一版本采摭《水滸傳》史料20則，還有案語四則，觸及作者生平、情節起源和人物原型等話題。此中據《茶噴鼻室叢鈔》轉引宋人周到《癸辛雜識》載“龔圣與作宋江等三十六人贊”[36]事，重版本則新增案語直接援用《癸辛雜識續集》原文[37]，以包管史料的靠得住性，是為取。舍則見于雜文《頓時支日誌》中從宋人洪邁《夷堅甲志》、宋人莊季裕《雞肋編》、元人陳泰《所安遺集》引錄的三則史料，仍觸及《水滸傳》的情節起源。[38]《頓時支日誌》作于1926年6月末至7月初，剛好是魯迅校錄《小說舊聞鈔》的要害時代。三則史料的抄稿是“曾經團進字紙簍里的了，又感到‘棄之不甘’”[39]，故而移錄于雜文。魯迅對舍棄史料的緣由未予闡明，年夜約是《小說舊聞鈔》中收錄的同類型史料較多，這三則不甚要害，並且對《水滸傳》情節起源的追溯，較為隱曲，是以舍棄。可見，魯迅對史料的取舍，所以否可以或許有用地揭出小說史話題為尺度，承載并浮現其小說史不雅。
《小說舊聞鈔》還對史料停止了特別的編排。概況上看，該書“不單按小說稱號擺列順序，並且對摘錄的各條資料，也按時期先后年夜體作了編排。即便統一小我的各類著作，也盡能夠按各書的刊印先后分序。”[40]本質上，魯迅對史料的編排重要按照小說史時序，而非史料呈現的天然時序，從而在分歧史料之間樹立起一種構造性的聯繫關係。以有關《西游記》的史料為例。《西游記》的作者曾被誤以為丘處機，顛末胡適、魯迅等人的考據，著作權始回屬于吳承恩。[41]《小說舊聞鈔》借助多則史料和案語加以論證：先采摭《天啟淮安府志》對吳承恩生平及著作的記錄（此中有《西游記》）；次引錄《同治山陽縣志》中的相干史料（此中無《西游記》），并加案語：“《西游記》不著于錄自此始，《光緒淮安府志》卷二十八《人物志》，卷三十八《藝文志》所載，并與此同。”[42]之后從《晚學集》《石亭記事續編》《冷廬雜識》《山陽志遺》諸書中采錄史料，辨正該書非丘處機著，并經由過程案語剖析後人誤斷的原由及耳食之言的經過歷程。將上述史料和案語一并不雅之，不啻為一篇論點明白、論據充足、論證精準的論文，使小說史料專書異樣可以或許起到小說史的學術本能機能。
綜上可知，顛末魯迅的取舍和編排，史料經過的事況了一個生疏化的經過歷程，超出了被援用冊本的原初語境，被歸入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研討系統之中。作為小說史料專書的《小說舊聞鈔》由此取得了自力的學術價值與性命力。
本文經由過程對《小說舊聞鈔》的闡釋，試圖浮現史料的另一種能夠性。作為一部深深地浸潤著魯迅的小說史不雅的史料專書，《小說舊聞鈔》的學術價值與性命力不只在于細致嚴謹的治學立場，更在于將史料塑造為一種方式。原始資料能夠存在諸多缺點與牴觸，但是在小說史不雅的引領下，經由過程取舍和編排可以到達一種絕對的協調與均衡，史料由此出生，并成為方式。作為方式的史料，浮現甚至創建了中國小說史的長久傳統，讓底本零碎的景象與話題有了意義。絕對于作為目標與成果的史論而言，史料能夠只是經過歷程，但對中國小說史研討而言，經過歷程有時辰比目標與成果主要得多，也風趣得多。
注釋：
[①] 此中《古小說鉤沈》的編錄時光較早（據林辰考據，約在1909年6月至1911年底或1912年頭時代完成，拜見林辰：《關于〈古小說鉤沈〉的編錄年月》，《國民文學》1950年第3卷第2期），正式發行則遲至1938年（支出魯迅師長教師留念委員會編20卷本《魯迅選集》第8卷），并非魯迅為撰寫《中國小說史略》而專門編錄的史料。《小說舊聞鈔》和《唐宋傳奇集》則校錄于魯迅在北京年夜學講解“中國小說史”課程時代，與《中國小說史略》的撰寫同步，出書時光略遲，是與小說史共生的史料專書。
[②] 相干文獻有趙景深：《中國小說史家的魯迅師長教師》，《年夜晚報》1936年10月22日；張若英（阿英）：《作為小說學者的魯迅師長教師》，《光亮》（半月刊）1936年11月25日第1卷第12期；鄭振鐸：《魯迅的輯佚任務——為魯迅師長教師去世二周年事念而作》，《文藝陣地》（半月刊）1938年10月16日第2卷第2期；孔嘉（臺靜農）：《魯迅師長教師收拾中國古文學之成就》，舞蹈場地《實際與實際》（季刊）1939年11月15日第1卷第3期。關于《小說舊聞鈔》的專論，則有陳登原：《讀了魯迅〈小說舊聞鈔〉后關于〈三國演義〉的彌補》，《文史哲》1952年第2期；趙淑英：《〈小說舊聞鈔〉版本瑣談》，見唐弢等著：《魯迅著作版本叢談》，北京：書目文獻出書社1983年版，第86—93頁；王永昌：《克意窮搜 特別編輯——略談〈小說舊聞鈔〉的編纂特點》（上、下），《出書任務》1987年第8、9期；顧農：《從〈小說考據〉到〈小說舊聞鈔〉》，《中華唸書報》2014年12月14日第014版。此外，胡從經《中國小說史學史長編》（上海：上海文藝出書社1998年版，第196—198頁）、黃霖等著《中國小說研討史》（杭州：浙江古籍出書社2002年版，第239頁）、潘開國《中國現代小平話目研討》（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年2005版，第272—273頁）等專著均對《小說舊聞鈔》做出較高評價。
[③] 魯迅所處的時期，主導性的文學史不雅（小說史不雅）以實證主義和退化論為基本。魯迅身處其間，不克不及完整防止這類思想形式，但他的小說史不雅很難以退化、退步或輪迴等任何一種文學史不雅念形式加以歸納綜合。拜見鮑國華：《退化與反復——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與退化史不雅》，《西方論壇》2009年第2期。
[④] 平易近國時代的冊本，每重印一次即稱為一版。是以聯華書局1937年重印《小說舊聞鈔》重版本，版權頁注明“平易近國二十六年仲春二版”，名曰“二版”，實為“第二次印刷”，而該版封面仍署“1935”。《小說舊聞鈔》，上海：聯華書局1937年版，版權頁、封面。是以稱該版為“重印重版本”似乎更為正確。
[⑤] 趙淑英《〈小說舊聞鈔〉版本瑣談》在先容《江州筆談》掉收于1935年重版本《援用書目》時，指出：“但第一版《小說舊聞鈔》中錄有王侃的《江州筆談》二卷，重版時不知何以被刪往了。”“支出1938年《選集》的《小說舊聞鈔》，內在的事務與1935年版基礎雷同。所分歧者，只是后者目次中的《閱微草堂筆記五種》，支出《選集》時將‘五種’二字往失落，改為《閱微草堂筆記》；援用書目中的‘王侃《江州筆談》二卷’，在1935年版中已被魯迅師長教師往失落，支出《選集》時又被補上。這顯然是后人編纂時所作的修改。”見唐弢等著：《魯迅著作版本叢談》，北京：書目文獻出書社1983年版，第90—91頁。此中“已被魯迅師長教師往失落”“后人編纂時所作的修改”等結論并不正確。這些結論的得出生怕是未參校《小說舊聞鈔》1937年重印重版本之故。此外，現存魯迅手稿中有《采錄小說史資料書目》6頁，收錄冊本58種，此中《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強汝詢《求益齋文集》八卷二種不見于《小說舊聞鈔》之《援用書目》，與《小說舊聞鈔》1937年重印重版原形比，缺乏20種。見北京魯迅博物館、上海魯迅留念館合編：《魯迅輯校古籍手稿》第四函第五冊，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91年版。這部手稿能夠是魯迅為校錄《小說舊聞鈔》所做的預備。《小說舊聞鈔》在考據《水滸后傳》作者陳忱生日常平凡，對《四庫全書總目》中的史料和不雅點予以辨析（《小說舊聞鈔》（重印重版本），上海：聯華書局1937年版，第80頁）；《禁黜》篇則采用《求益齋文集》中的史料一則，記載清代小說之禁毀情形（上書，第139—140頁）。書后《援用書目》中未列進這兩部著作，生怕是魯迅自己的漏掉。
[⑥] 魯迅：《〈小說舊聞鈔〉序文》，《小說舊聞鈔》（第一版本），北京：北舊書局1926年版，《序文》第1頁。
[⑦] 魯迅：《1對1教學中國小說史略》，《魯迅選集》第9卷，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2005年版，第167頁。《小說舊聞鈔》在有關《西游記》的史猜中引錄清人丁晏《石亭記事續編·〈淮陰脞錄〉自序》，此中說起阮葵生《淮故》一書，而未及《茶亭客話》。《小說舊聞鈔》（第一版本），北京：北舊書局1926年版，第41頁。
[⑧] 《二版〈小說舊聞鈔〉》（書刊先容），原載《北新》（周刊）1927年10月1日第49、50期合刊，引自中國社會迷信院文學研討所魯迅研討室編：《魯迅研討學術論著材料匯編（1913—1983）》第1卷，北京：中國文聯出書公司1985年版，第282頁。
[⑨] 魯迅：《〈小說舊聞鈔〉重版序文》，《小說舊聞鈔》（重版本），上海：聯華書局1935年版，《重版序文》第Ⅰ頁。
[⑩]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版本流變，拜見鮑國華：《論〈中國小說史略〉的版本演進及其修正的學術史意義》，《魯迅研討月刊》2007年第1期。
[11] 《小說舊聞鈔》（重版本），上海：聯華書局1935年版，第117—123頁。
[12]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合訂本），北京：北舊書局1925年版，《目次》第Ⅹ頁。
[13]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再次修訂本），上海：北舊書局1935年版，《目次》第14頁。
[14]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合訂本），北京：北舊書局1925年版，第302頁。
[15]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再次修訂本），上海：北舊書局1935年版，第328頁。
[16] 魯迅：《〈小說舊聞鈔〉序文》，《小說舊聞鈔》（第一版本），北京：北舊書局1926年版，《序文》第1—2頁。
[17] 魯迅在《手札 280224 致臺靜農》中說：“中國文學史略，大要未必編的了，也說不出綱領來。我看過已刊的書，無一冊好。只要劉申叔的《中古文學史》，倒要算好的，惋惜錯字多。”《魯迅選集》第12卷，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2005年版，第103—104頁。
[18] 魯迅《罷了集·魏晉風采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魯迅選集》第3卷，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2005年版，第524—526頁。
[19] 蔡元培：《挽聯》，原載魯迅師長教師留念委員會編：《魯迅師長教師留念集》，上海：文明生涯出書社1937年版，引自中國社會迷信院文學研討所魯迅研討室編：《魯迅研討學術論著材料匯編（1913—1983）》第2卷，北京：中國文聯出書公司1986年版，第431頁。
[20] 胡適：《〈口語文學史〉自序》，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8卷，北京：北京年夜學出書社1998年版，第145頁。
[21] 張若英（阿英）：《作為小說學者的魯迅師長教師》，《光亮》（半月刊）1936年11月25日第1卷第12號。
[22] 顧頡剛《今世中國史學》一書在第四章《俗文學史與美術史研討》中設專節會商小說史研討。顧頡剛：《今世中國史學》，上海：成功出書公司1947年版，第118—121頁。
[23] 鄭振鐸：《魯迅師長教師的治學精力》，《申報》1937年10月19日第2張。
[24] 鄭振鐸：《魯迅的輯佚任務——為魯迅師長教師去世二周年事念而作》，原載《文藝陣地》（半月刊）1938年10月16日第2卷第1期，引自中國社會迷信院文學研討所魯迅研討室編：《魯迅研討學術論著材料匯編（1913—1983）》第2卷，北京：中國文聯出書公司1986年版，第963頁。
[25] 同上，第963頁。
[26] 魯迅：《手札 330618② 致曹聚仁》，《魯迅選集》第12卷，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2005年版，第404頁。
[27] 魯迅：《手札 320815① 致臺靜農》，《魯迅選集》第12卷，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2005年版，第321—322頁。
[28] 同上，第322頁。
[29] 魯迅：《〈小說舊聞鈔〉重版序文》，《小說舊聞鈔》（重版本），上海：聯華書局1935年版，《重版序文》第Ⅱ頁。
[30] 魯迅：《〈小說舊聞鈔〉序文》，《小說舊聞鈔》（第一版本），北京：北舊書局1926年版，《序文》第1頁。
[31] 蔣瑞藻《小說考據》全書近40萬字，但有關小說（不包含晚清翻譯小說）的史料缺乏五分之一，僅6萬余字。《小說舊聞鈔》凡8萬字家教，采摭史料之條目及字數均多于前者，援用冊本的品種尤多，在史料的豐盛性上勝于《小說考據》。
[32] 在“小說”概念下涵蓋戲曲、彈詞，是晚清士人之“通識”。嚴復、夏曾佑《本館復印說部緣起》和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等名作，在“說部”“小說”項目下均兼及小說和戲曲。稍早于蔣瑞藻《小說考據》出書的錢靜方《小說考據》亦如是。直到平易近國樹立后的1927年，范煙橋著《中國小說史》出書，仍并論小說、戲曲及彈詞。范氏在《引》中自陳：“金鶴看師即《孽海花》之造意者嘗詔余，小說實包含戲曲彈詞也，蓋戲曲與彈詞，同肇于宋元之際，而所導源，俱在小說，不雅其構造即可知，有韻無韻不外形色上之分辨，猶之白話與口語，其精力則一也。竊承其指，乃納戲曲彈詞于其間，故較以前一切中國小說史乘為寬敞豁達。”范煙橋：《中國小說史》，姑蘇：秋葉社1927年版。該書註釋前之《序》《引》及《目次》均無頁碼，《引》中標點偶出缺掉，引錄時略作彌補。小說與戲曲分途，實以西來之文學四分法為理據。以“小說”之項目下轄戲曲，本可別謂一說，而遭詬病，是“新文學”不雅念深刻人心的成果。對小說和戲曲概念的界定，在明天已成為知識，較少爭議，但晚清至平易近國時代小說與戲曲的分合，在文學史以外，還具有文明史和思惟史的意義。這并非本文會商的中間題目，暫不贅言。
[33] 魯迅：《〈小說舊聞鈔〉序文》，《小說舊聞鈔》（第一版本），北京：北舊書局1926年版，《序文》第1頁。
[34] 鄭振鐸：《鄭序》，孔另境編錄：《中國小說史料》，上海：古典文學出書社1957年版，《鄭序》第2頁。
[35] 魯迅：《中國小說的汗青的變遷》，《魯迅選集》第9卷，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2005年版，第311頁。
[36] 《小說舊聞鈔》（第一版本），北京：北舊書局1926年版，第13頁。
[37] 《小說舊聞鈔》（重版本），上海：聯華書局1935年版，第6頁。
[38] 魯迅：《華蓋集續編·頓時支日誌》，《魯迅選集》第3卷，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2005年版，第340—342頁。
[39] 同上，第340頁。
[40] 王永昌：《克意窮搜 特別編輯——略談〈小說舊聞鈔〉的編纂特點》（下），《出書任務》1987年第9期。
[41] 《西游記》的作者，迄今仍有爭議。拜見黃霖等著：《中國小說研討史》，杭州：浙江古籍出書社2002年版，第229、317—319頁。
[42] 《小說舊聞鈔》（第一版本），北京：北舊書局1926年版，第40頁。
（作者單元：天津師范年夜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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