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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陰真經》文找九宮格講座獻學–文史–中國作家網

在金庸“射雕三部曲”中,《九陰真經》是掀起江湖風云的第一武功秘笈。從敘事角度來看,它是銜接江湖兒女、推進情節成長的焦點道具。借使倘使轉換視角,站在經籍本身的角度看,關于它的發生、傳佈、流衍,于書中多見分析,此間經過歷程之復雜、形狀之多樣、細節之豐盛,足以在武俠世界自成一門專書“文獻學”。金庸小說重要顛末兩次修訂,本文概以“世紀新修版”為準(以免繁瑣,引據原文均省略頁碼),在要害情節上則酌情對比舊有版本(連載版、三聯版),以顯示文本異動之細節。

成書考:作者·說話·撰寫時光

《九陰真經》的出生,新舊版《射雕好漢傳》(后文省稱《射雕》)記錄互異。連載版曾將作者設定為達摩祖師,此后則改為黃裳。特地請出達摩充當作者,除了斟酌到他的禪宗鼻祖成分,在傳說中亦具有極高的武學成就,就故事自己而言,更為《九陰真經》中難解的“梵文”預設伏筆。不外若《九陰真經》作者為達摩,那么文中明顯的道教顏色又當若何說明呢?蓋以此故,金庸將作者改為黃裳,并特殊補述了《九陰真經》成書的顛末。

黃裳實有其人,乃是活潑于北宋早期的有名學者。《射雕》書末,附有金庸《關于“全真教”》一文,略及其人業績:

黃裳,字晟仲(按:應作“冕仲”,金氏誤),人稱演山師長教師,福建延平人,高宗建炎三年卒,年八十七。《演山師長教師神道碑》中說他:“頗從事于延年攝生之術。博覽道家之書,往往深解,而參諸日用。”

參閱《射雕》書中周伯通的轉述:宋徽宗政和年間,天子命令“遍搜普全國道家之書,雕版印行,一共有五千四百八十一卷,稱為《萬壽道躲》”,那時皇家委派的刻書人即是黃裳;由于懼怕刻錯字,黃氏便“一卷一卷地仔細校讀”;而就在校刻《道躲》的“幾年”中,他竟“無師自通”成了武功高手。關于這部《萬壽道躲》編輯、刻印的真正的汗青,金庸向讀者指明唸書途徑,稱:“近人陳國符師長教師《道躲源流考》中考據宋徽宗訪求全國道教遺書刻板的顛末頗詳。”虛真假實,可堪玩味。

既有校刻《萬壽道躲》的經過的事況為黃裳的道家涵養背書,回頭來看《九陰真經》中“梵文”的設定。金庸在新修版《射雕》中,特借一燈巨匠之口詳加闡明:

其中原委,我曾聽重陽真人說過。撰述《九陰真經》的那位高人黃裳不單讀遍道躲,更精曉內典,識得梵文。他撰完真經,下卷的最后一章是真經的總旨,真經最高秘奧,全在總旨之中,後面一切難以明解的關鎖,總旨乃是鑰匙。他突然想起,此經借使倘使落進心術不正之人手中,持之以橫行全國,無人制他得住。但若將這章說明最高武學的總旨毀往,老是舍不得,于是改寫為梵文,卻以中文音譯,心想此經能否能傳之后世,已然難言,中土著土偶氏能通梵文者少少,兼修上乘武學者更屬罕見;得經者如為天竺人,雖通梵文,卻不識中文;中華人士如能通識梵文,武學又高,此人就不至為奸惡君子。他這般設定,差未幾等于不欲后人明他經義。是以這篇梵文總旨,連重陽真人也不解其義。

由此可見,“梵文”是小說中黃裳的必須具備技巧,而“梵文”在真經中特“以中文音譯”,則是出于雙重加密斟酌——對天竺人來說,中文是密語,對中土著土偶來說,梵文是密語,如有讀者梵、漢皆通,還要到達必定武學修為,才幹真正勘破文字背后的“最高奧妙”。

黃裳撰述《九陰真經》的原由,他自己業已“寫在經籍的序文之中”。不外小說但言經籍有序,卻未載錄其文。至于經籍撰作的始末,則在《射雕》中由周伯通之口輾轉道出:彼時在黃裳治下忽然呈現了“摩尼教”,或稱“明教”,“聽說是從西域的波斯胡人傳來的”;黃裳受徽宗之命,派兵剿除此“邪魔外道”,但這些教徒的武功極為怪僻陰毒,黃裳不是敵手,便在黑暗記住了對手的“一招一式”,待“想通破解的方式”再往報仇;可是當他想通破招,曾經“幾十年”曩昔,已經的仇敵幾近凋落,是以他“將所想到的秘訣寫成了高低兩卷書”,是為《九陰真經》。陳國符師長教師在研討中提到,南宋時已有明教中人散布“偽經”,假托是前代黃裳監雕,教人誤以為“偽經”出自《萬壽道躲》。這般看來,“黃裳”與“明教”在真假兩個世界里都有著不淺的緣分。

小說并未明言《九陰真經》的成書時光,或可依據周伯通的說辭粗略推算。黃裳于徽宗政和年間校刻《道躲》,待武功練成已歷“幾年”,此后不敵明教、單獨修煉,又曩昔了“幾十年”;又說,黃裳遍閱《道躲》,“苦思四十馀年”,終于參透武功破法。按“政和”(1111-1118)凡經八年,繼而“宣和”(1119-1125)又歷七年,此后欽宗“靖康”越兩年(1126-1127)而北宋亡。由此推知,《九陰真經》理應撰成于靖康亂后,大約在南宋紹興年間(1131-1162)。汗青上的黃裳已于南宋建炎三年(1129)卒,誠難見證經籍的出生,但其人享有八十七歲遐齡,且親歷世變,這或許又為其小說抽像耐久彌堅、神功年夜成,并熬逝世敵手、獨孤求敗,尋得必定現實根據。

傳衍考:文本·記憶·“活經籍”

《九陰真經》撰成之后,黃裳將其秘躲,“數十年來從未有人見到”。后來不知何以“忽活著間呈現”,激發武林人士競相爭搶,為之喪命的好漢英雄“前前后后已有一百多人”。爾后王重陽組織了初次“西嶽論劍”(按新垣平考據,此次“西嶽論劍”的時光在1195年),顛末比試,“全國第一的武學秘籍”終極被“武功全國第一”的王重陽支出囊中。自此以后,經籍開啟了復雜的傳衍過程。

王重陽的武功已是全國第一,“他要獲得經籍,也不是為了要練此中的工夫”(郭靖語),而是為武林免去禍患。換言之,王重陽得經,并非是為傳經,反卻是為了限制經籍傳播;甚至在他臨逝世時,一度想要“焚毀經籍”,但念及“先輩終生血汗”,一直無法下手,只能制止全真派門生練經,并將經籍拜託給周伯通。既不舍毀經,又不克不及傳經,最好的處置措施莫過于“躲諸名山”——此謂躲于淺顯意義上的名山,性質介于毀棄與庋躲之間。此后便演出了周伯通欲將經籍躲諸雁蕩山,途中偶遇黃藥師、馮衡佳耦的橋段。

彼時,黃、馮佳耦求借經籍一不雅,周伯通不願,卻誤中妙策,竟被馮衡默記了往。馮衡對“武學一無所知”,但記憶超群,先“花了一個多時辰”,將“兩本厚約半寸的冊子”從頭至尾讀了一遍,又用“一盞茶時分”讀罷第二遍,旋即謊稱這只是“一本江南處處傳播的占卜之書”,她“五歲時就讀著玩,從頭到尾背得出”,還料定周伯通不曾妄讀經籍,居心讓他抽取此中段削髮問,公然無不中的。

馮衡的強記,構成了一個《九陰真經》的“記憶本”。此后,她將此“記憶本”默寫出來,又構成一個“筆錄本”,分高低兩本。是以黃藥師幾回再三誇大,本身讀過的《九陰真經》只是馮衡的筆錄,盡對不曾觀看周伯通手里的“真”經。其書之所以分高低兩本,自是由於黃裳所創《九陰真經》本就分為高低兩卷,且兩卷內在的事務分歧,此與“內在的事務決議形制”的文獻基礎道理正相吻合:上卷載有回元養氣之類基礎秘訣,下卷則多為武功招式與破解之法。馮衡筆錄本達成后,陳玄風趁黃藥師琢磨經籍上卷之際,竊走下卷。

馮衡一度測驗考試將下卷默寫出來。但是,她本就不明經辭意思,當日只是“一時硬記”,明日黃花,中心又讀了些詩詞閑書,致使“記憶本”已破裂不勝;加之此時她已pregnant八月有馀,故在苦苦思考、默寫出七八千字后油盡燈枯,同時誕下黃蓉。馮衡因經籍而逝世,黃蓉因經籍而生,這招致黃藥師對《九陰真經》,尤其是下半本,發生極年夜執念。黃藥師一面威脅周伯通交出真經原書,想在馮衡靈前燃燒;一口試圖“憑著一己的聰慧聰明”,補下卷武功之亡。

關于經籍高低卷內在的事務的區分,仍須申述。彼時“黑風雙煞”橫行江湖,令人誤認為《九陰真經》記錄的都是陰毒工夫,實為年夜謬。陳玄風偷得的下卷,開首所記武功是“用來給人破解的”,亦即“九陰白骨爪”“摧心掌”之類招式。固然“雙煞”自知書中載有高超的破解之法,但因破法須以上卷所載道家內功為基礎,是故無由更進一個步驟,只能挑那些無需內功基本,可以或許硬練速成的邪法來修煉,仿佛手持錯題集卻只學會過錯的解法。周伯通說“邪法易練而破法難通”,確為知曉真經全書構造后的精審講話;但他譏笑“黃老邪的門徒,也多半是年夜邪小邪,他們不學破法,卻往學了邪法”,則難免將大好人歹人一并冤枉。回根結底,是文獻不全才招致武功練反,是所持文本存在限制,而非思惟出了題目。

及至“雙煞”碰上“七怪”,陳玄風被郭靖不測刺殺,遂使零馀的梅超風更難謀得上卷,無法修煉內功竅門。此后很長一段時光,除了馬鈺有意間教了梅超風“一句內功真訣”,她只能“強修猛練”,終致走火進魔。當此之時,竟是十幾年來苦苦尋覓的“殺夫敵人”郭靖委曲充任解人,憑仗少時隨馬鈺學得的道教內功秘訣,向梅超風流露機要。歷經峰回路轉,馬鈺與郭靖或許無法想象,他們不曾觸碰《九陰真經》,卻已懵懂地成為經文的“闡釋者”,直接地“使人昭昭”。

王重陽嚴禁全真門生修煉《九陰真經》,但是周伯通手擁秘籍“十余年”,“愛武如狂”,本性獵奇,天然也“極盼研習”書中的“巧妙秘訣”。郭靖并非全真門人,練經不算違禁,于是周伯通便想法將《九陰真經》暗相教授。顛末周伯通的“說經”,經籍所載武功“垂垂移到郭靖身上”,郭靖卻蒙在鼓里、渾然不知。在此經過歷程中,周伯通也“不知不覺地把經文深印腦中”,有意學武但“奇功自成”,此后自行推表演了“空明拳”。

周伯通教授經文時,決心跳過陰毒工夫,只教“正途武功”,但教到“摧堅神爪”之法,因與梅超風的邪功接近,仍是令郭靖心生疑竇。說明經典時常有所謂“錯進錯出”景象,此處堪為一典範。真經原文為:“五指發勁,無堅不破,摧敵領袖,如穿腐土。”周伯通以為:“梅超風見不到真經上卷,不知練功處死”,所以“不知經中所云‘摧敵領袖’是攻敵關鍵、擊敵首級之意,還道是以五指往拔出仇敵的頭蓋,又認為練功時也須這般”。后來歐陽克得閱經籍,也覺察此處詞句荒誕。實在,有經歷的讀者就算不參看上卷經文,大略也共享會議室不會不解其中簡略的譬喻,可見對詞句看文生義的“誤讀”,有時不用回咎于文獻的殘破,而當自省文明的缺乏。

不外話說回來,魯鈍如郭靖者,竟能成為完善的“活經籍”。《九陰真經》下卷的最后一段也是最有記憶難度的一段,“有一千余字滿是咒語普通的怪文”,如“摩訶波羅”“揭諦古羅”“哈虎文缽英”之類,“渾不成解”(此段怪文新舊版有所調劑)。聰慧人若“究查經辭意義,定然背誦不出”,反而郭靖全不睬會心義,憑著“一股毅力狠勁”,“整整硬記了差未幾十天”,終極將這一年夜段“詰屈詭譎的怪文”緊緊記住、“一字無誤”。魯鈍者逝世命硬記在腦中的“記憶本”,常比某些私行動念者經手過的版本更為靠得住。

不久之后,郭靖腦中的“記憶本”便得以與紙本相互校讎。黃藥師為了考核同來求親的郭靖、歐陽克二人,不吝拿出新從梅超風處發出的馮衡手書《九陰真經》下卷,讓兩位后生“同時瀏覽一遍,然后背誦出來”。郭靖雖已熟背經文,此次倒是首度“經眼”文本,當讀到“全國之至柔,馳騁全國之至堅”時,甚至認不得“騁”字,只能憑仗“記憶本”委曲辨認出來:是為以紙本校腦本。馮衡默寫的下卷隨陳、梅二人在江湖中流浪多年(連載、三聯版中,陳玄風將偷來的經籍刻在胸前,新修版刪往此設定),冊頁已然“淚痕點點、血跡斑斑”,或經泥沙磨損、或因污漬涂抹,文字難免泐損,郭靖的背誦適可補足其缺;何況哪怕記憶超群如馮衡,在默寫梵文咒語時也“默得混亂倒置,屢次涂改,勾來畫往”,經過郭靖背書,末段怪文“遠比筆錄本上所記為多”:此乃以腦本校紙本。

郭靖腦中“記憶本”與面前紙本,不只在梵文處有異,并且后者的最后一頁,有梅超風抄寫的歐陽修、朱敦儒文句以及她的懊悔。黃藥師因郭靖熟背經文而生疑,轉而想通其所背內在的事務并非出自梅超風,一面自是由於所誦梵文加倍完全,另一面,則斟酌到以郭靖之癡頑,斷不會對末頁文字置若罔聞,竟不硬背究竟。

周伯通之所以受困桃花島(十五年),是因黃藥師想要真經原書以祭馮衡。后來周伯通用內力震碎經籍,人間便再無真經原書。黃藥師執念甚深,意欲想法殺失落攜帶原文記憶的周伯通與郭靖二人,“正如燃燒兩部活的真經普通”,甚至想象老婆在天之靈與兩部“活經籍”對勘的情形。這般來看,黃藥師的執念已然從馮衡因默經而亡這件事,轉化為馮衡的“記憶本”必需“盡對完善”上;對老婆的摯愛,與對文獻的極致尋求就此合而為一。

雜俎之一:“九陰假經”

歐陽鋒叔侄在《射雕》中的幾回進場,簡直都是為了掠奪《九陰真經》。王重陽逝世前,歐陽鋒公開到全真教搶經;歐陽克得知梅超風手中有經籍,也曾試圖掠奪;叔侄二人到桃花島求親,終極目標仍是為了篡奪真經。不外,認真經底本被周伯通震碎,叔侄的掠奪目的便從紙本經籍,改變為周、郭兩部肉身經籍。

周伯通跳海不知所蹤,于是郭靖被歐陽鋒勒迫默寫經文,洪七公便替郭靖想到一條奇策——“寫一部‘九陰假經’”給歐陽鋒。那時唯有黃藥師手中還持有一部經籍,歐陽鋒決然無法取以覈驗,因此為撰寫“假經”供給了通情達理的空間;此前歐陽克在桃花島時已經眼真經下卷,是故“假經”也不克不及盡數亂編,須“三句實話,夾半句話謊言”。何況歐陽鋒武學成就頗深,若“胡亂書寫”恐被識破,于是郭靖依照洪七公的提點,秉持“聚會場地倒置口角,淆亂長短”的假造理念,“修改為靜,移上作下”,“將經文倒亂一番”。經此“紀律性”修改,“九陰假經”終于達成。

郭靖并非博學之士,且書法稚拙,甚至良多字“只知其音,不知寫法”,各種表示反而使得歐陽鋒深信他“假造不出這般深邃的經文”,果斷奉假為真。“假經”中固然含有部門“真經”:一部門是歐陽克已經觀看,或許還有依稀印象的下卷開首,另一部門則是最后一段嘰里咕嚕的怪文。“真經”的融進確乎晉陞了“假經”的可托度,以文獻公案對比,偽《古文尚書》的編織與鯫生們力證其“真”的邏輯,大略與此相似。

歐陽鋒得書之后,“越練越不合錯誤勁”,尤其最后一段怪文更是“百思不得其解”。洪七公曾在歐陽鋒眼前扯談此段怪文,后來黃蓉“故技重施”,背誦的則是名副其實的真經。歐陽鋒手中“假經”的最后一段本是“真經”,所以黃蓉務必背誦真正的怪文,令歐陽鋒愈發深信手中經籍為真。此番經文對勘,正應校勘學中旁搜別本、勘驗辨偽之法。

歐陽鋒苦練經過黃蓉“發明性闡釋”的“九陰假經”,憑仗本身的武學修為,竟也小有所成,于是急切想要在西嶽二次論劍(初次論劍時即商定“二十五年之期”,按新垣平考據,“二次論劍”的時光在1220年)一顯身手。在歐陽鋒與洪七公對決的要害時辰,黃蓉“模擬《九陰真經》中的梵文怪語”,以“假”攻“假”,攪亂歐陽鋒神智,致其徹底走上邪路,使出一套怪招。洪七公“見他出招雖怪異無比,此中實也有理路可尋”,意即“將他常用的掌法逆轉運轉,上者下之,左者右之”。現在郭靖撰寫“假經”,已對原書顛之倒之,黃蓉又屢次繚繞怪文停止“郢人燕說”式的講解,歐陽鋒“雖走了錯教學場地道,錯有錯著”,反令他從誤讀的無盡分岔中尋得一處落腳,靠著“假經”練成怪功。

歐陽鋒逆練真經雖能“愈練愈怪,愈怪愈強”,但金庸不時以一句“正勝于逆”提示讀者:闡釋誇大“獨一準確”,誤讀強解一定掉敗。不外,日后歐陽鋒與洪七公終極在西嶽交手時,金氏的實際似乎呈現了一絲松動。洪七公曾用《九陰真經》療傷,爾后取之與本身武功相證,也年夜有進境,所以最后一次與歐陽鋒的過招,既是真假經的對勘,也是正反練的比武。當比試到了最后關頭,洪七公“忽覺收回的宏大勁力竟有逆轉之勢,竟來回擊本身”,歐陽鋒收回的內力也是一樣。洪七公旋即徹悟:

他二人所使的九陰真經內功,雖有正練、逆練之分,但均依于《易經》的至理:“物極必反”。老陰升至止境即轉而為少陽,老陽升至極點便轉為少陰。

由於二人均將“九陰”工夫施展到極盡描摹,于是乎,他們一個由正轉逆,一個由逆轉正,“兩股內力合而為一,不分彼此,不再友好互攻,而是融和貫穿,彼此慰撫,便如一幅太極圖類似,陰陽二極互環互抱,圓轉如意”。逆練與正解的互抱,正應對歐陽鋒、洪七公兩人極端的邪、正分立,取徑分歧,卻可同回。不外,若謂對真經的極致誤讀也能圓融證功,似乎消解了後期敘事持久累積起的關乎“正練”“正解”的信念,好在情節動人,只得就此放過。

雜俎之二:“九陰石經”

在《神雕俠侶》(后文省稱《神雕》)故事中,小龍女與楊過偶爾在古墓派的石室里,發明了刻在石上的經文,由是揭開《九陰真經》傳播的一條隱脈。

真經遺刻出自王重陽之手。彼時王重陽用真經武功破解了林朝英留下的《玉女心經》,于是將經文要旨刻在了古墓“最隱秘的地下石室頂上”。刻石的地位極為講求,乃凡是情形下的視野盲區,唯有在臨終之際自行進棺靜待逝世亡的古墓派門生,方可得見。面臨比終生所學武功更為高深的《九陰真經》,古墓門生也只能懷著無窮遺憾離別紅塵。待逝世的“活逝世人”無法傳經,石刻也難以變動位置,也就是說,王重陽將真經刻石,實質上并非為了傳佈經文,只是要與林朝英賭斗,令其門生在逝世前“自能得知全真派祖師平生不輸于人”。

出于不測,重陽遺刻被楊過與小龍女發明。開初,楊過與小龍女只是為解開穴道而略習經文,后來二人再進墓中,才“將重陽遺刻誦讀數日,記憶無誤”,開端正式修習《九陰真經》。分歧于手本經文,王重陽只將書中針對《玉女心經》的破解之法刻石,這也招致楊過與小龍女修習的經文極為無限,對“最主要的梵語音譯總旨法門加倍不知”,“比之郭靖、黃蓉究竟尚遠為不如”。

嗣后楊過與小龍女潛水出古墓,在終南山腳修習腦中所記“九陰石經”,可巧趕上了來尋義子的歐陽鋒。歐陽鋒要將《九陰真經》傳與楊過,但歐陽所學實為“假經”,楊過卻已習得真經,借此設定,“真經”與“假經”又完成了一次對勘,由是引得歐陽鋒心中亂作一團。在陸家莊好漢年夜會上,楊過對陣達爾巴,于求助緊急時辰總賴真經工夫護身,黃蓉卻看得清楚:“他顯然并未練通,不會以真經武功回擊取勝”,暗想日后將《九陰真經》全數教授予楊過,惋惜卻事與愿違。從《倚天屠龍記》對“刀劍躲書”一事的設定,可以猜想楊過終極得見完全的《九陰真經》,這也為黃衫女以純粹真經武功懲辦周芷若的情節變得加倍符合道理。

雜俎之三:《九陽真經》與《武穆遺書》

少林寺躲經閣一部四卷本《楞伽經》被瀟湘子、尹克西盜走,擔任把守的覺遠僧人催討二賊至西嶽之巔。《楞伽經》流布甚廣,本非僻書,覺遠所以千里追賊,依照他最後的說法,是由於此書“乃根據達摩祖師東渡時所攜貝葉經鈔錄,仍以天竺文字原文照錄,一字不改,甚為可貴”,以其文獻版本之可貴也。覺遠還拿出存世譯本中最明暢易曉的七卷本《楞伽經》,預計以此換回舊鈔。

傍觀的楊過何其敏黠,聞聽此事,頓時覺出此番勞費周章背后定有隱情,詰問之下,覺遠不得不道出本相。本來這部《楞伽經》關系到另一部武功秘籍,名曰《九陽真經》。光是聽到《九陽》之名,武林人士便認定此書應與《九陰》異樣包躲一門盡世武功。但是在《神雕》書末的時期,江湖中人多聞《九陰》,卻不知道竟還有一部《九陽》與之平起平坐。這與《九陽》特別的冊本形狀密不成分:它寫在《楞伽經》的行間,乃是一部“書中書”。

少林寺躲經閣四卷本《楞伽經》按照貝葉經原文抄寫,即以梵文書寫;寫外行間的《九陽真經》則是華文,篇幅與之堪堪相埒,也是四卷。張無忌從《九陽》書末作者的自陳清楚到,作者“平生為儒為道為僧”,某日在嵩山斗酒勝了王重陽,得以借不雅《九陰真經》,卻對此中道家“尚柔”的思惟不認為然,認為不及“剛柔并重,陰陽互濟”之妙,遂奮發作《九陽真經》。對于書名,張無忌也曾迷惑:既然不宜傾向“陰”,為什么不叫《陰陽并濟經》?“單稱《九陽真經》,仍是偏了”。殊不知,《九陽真經》在武俠世界與小說敘事上的感化,恰是與《九陰真經》“較勁”,可視為前者的“鏡像文本”。

悟出《九陽真經》的武學后,這位不簽字的作者“不敢在少林寺中與人研究參悟”,剛好有一部達摩祖師從天竺攜來的梵文《楞伽經》,原載貝葉之上,私密空間未便躲讀,少林僧眾遂將其過錄紙本,而行距甚寬,故為“書中書”的出生發明了前提。除往冊本形制的留白,畢竟為何是《楞伽經》而非其他經籍?則應上溯達摩傳法之事:昔時達摩將四卷《楞伽經》授與二祖慧可,并寄語:“我不雅漢地,惟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景德傳燈錄》)可想此書在禪宗系統中的位置。由此回看連載版《射雕》將《九陰真經》簽名達摩的設定,便可清楚金庸的巧思:《九陽真經》雖非達摩所傳,但因它與《楞伽經》字句交纏、文本并生,也令其分得馀潤,成為“圣遺物”的一部門,從而有標準與同為“圣遺物”《九陰真經》平起平坐,構成“鏡像”。顛末修訂,《九陰真經》成為黃裳之作,借由達摩發生的這層對照也就削弱了幾分。

因是“書中書”,《九陽真經》的“降生”需求特殊的機緣。少林僧眾要讀《楞伽經》,凡是只須讀華文譯本,而覺遠把守躲經閣,出于圖書治理員的職責,“無書不讀,無經不閱”,這才發明了“書中書”;只是這個新聞若何傳播到盜經二賊耳中,尚且不得而知。覺遠修習《九陽》,只當是強身健體的秘訣,并不了解此中包含的高深武學,但整天記誦經文,腦中早已構成了“記憶本”。所以即便真經底本遭竊,覺遠憑仗記憶力,某種水平上也能保留經文,是為道成肉身的“活經籍”。覺遠將真經秘訣傳與張君寶(“記了十之五六”),抵得半部經籍;后來郭襄在睡夢入耳到覺遠背經,又默記下了“二三成”,那時無色禪師也在場偷聽。由此,覺遠圓寂后,張君寶、郭襄、無色便成了神功傳人,《九陽真經》有了三個殘破的“記憶本”。三人各得一脈,但俱是不全,盡管號稱于武當、峨嵋、少林三派武功皆有進益,卻也盡無能夠憑仗三方的記憶與懂得,拼集、“回復復興”出真經原帙,功能天然差之千里,是以最基礎解不了張無忌體內的冷毒。

自瀟湘子、尹克西二人盜走《九陽真經》底本,經籍紙本遂活著間埋沒無聞。直至“九十馀年”后,約1352年,張無忌顛末昆侖山(據新垣平《劍橋倚天屠龍史》),經過的事況幾番艱險,終于在猿腹中掏出二賊躲匿的經籍。昔時二賊攜蒼猿遠赴西域,卻相互猜疑,互斗致逝世。尹克西臨終前曾托“昆侖三圣”何足道傳話給覺遠,轉告對方“經在猴中”,不意被誤聽成“經在油中”。若非張無忌在出亡時偶爾發明異常,盡世武功或將永遠爛在猿腹之中。“九十馀年”曩昔,蒼猿釀成了白猿,而經籍被油布包裹,方得幸存。

張無忌身中玄冥神掌,本是將逝世之人。張三豐傳他“九陽神功”,因所學不全,無法化解冷毒,又想結合峨嵋、少林之力,卻無法遭拒。現在“機械降經”,正好解困。待張無忌功法有成,也成為《九陽真經》的“活經籍”,他便將四卷《九陽真經》、胡青牛的《醫經》、以及王難姑的《毒經》,照舊包在那塊油布之中,埋在一個三尺來深的洞內,題之曰“張無忌埋經處”。張無忌自忖:“我從白猿腹中獲得經籍,那是極年夜的機緣,不知千百年后,能否又有人恰巧離開此處,獲得這三部經籍?”凡人間可貴的秘籍,總在不竭被“躲”,《九陽真經》一躲于字里行間,二躲于廟宇經樓,三躲于猿腹,四躲于深山,命運之奇,莫過于此。

此外,說到“鏡像文本”,應留意《武穆遺書》與《九陰真經》的奧妙關系。顛末《射雕》《神雕》故事的展墊,《武穆遺書》與《九陰真經》的躲所成為《倚天屠龍記教學》全書的最終機密,此機密一經破解,刀與劍的價值也確乎“如夢”普通消失了。若非遭到年夜兵圍困,脫逃不得,江湖人或許不會暫且放下《九陰真經》,姑且翻翻《武穆遺書》。蓋短打之書以武術功法為尚,難免忽視軍陣,以此別于袍帶。于是可言:《九陰》、《武穆》分辨為短打、袍帶兩種小說所奉之“真經”,而“射雕三部曲”也確切涵納著“兩個世界”。須知在“射雕三部曲”中,宋元明三代的政權更替本是一條穩步推動的暗線,當汗青車輪滔滔向前,《武穆遺書》記錄的軍事盤算只被郭靖、張無忌、徐達等少少數人研習,就連對其感愛好的反派也寥寥可數,便可見草莽武夫之難救世,而岳飛之精力傳人不易尋。郭、黃佳耦充足研習了這“兩個世界”的經典,唯受限于短打書的語境,令二人的軍陣才干不易彰顯,《武穆遺書》的能量亦難充足蔓延。

小說中,最善用《武穆遺書》的是徐達,聽說他恰是依附其中秘法將蒙前人驅趕塞外。這是小說家常用的“倒果為因”之法,以書外之事拔高《武穆遺書》的威力。細究起來,徐達手中的《武穆遺書》已非岳飛舊制,而是郭靖重編、補充本。依據滅盡師太所述:刀、劍指向的《九陰真經》與《武穆遺書》均為郭、黃窮數月心力重編而成,“那兵書是根據一部《武穆遺書》撮寫而成,郭年夜俠昔時曾隨元太祖成吉思汗西征,深知蒙前人的用兵野戰之道,他把這些要點也寫進兵書之中”。徐達所以能針對元軍戰無不克,蓋憑仗郭靖所述敵方“用兵野戰之道”,深知其短長,故能“用兵如神”。是以,徐達研習《武穆遺書》,以平易近族態度論,似可上紹岳飛,然以詳細技巧而言,實得郭靖之真傳。

馀論:書自有命

西諺云:Habent sua fata libelli.(Books have their own destiny.)本意是平話籍有著千種百樣的命運。統一部書在分歧人手中,當然也有千百種命,是存,是毀,或愛護,或棄置,折射出持書者的千百襟曲。《九陰真經》之于三部曲中有數英雄,真可謂“一見誤畢生”;經籍也是以不竭被闡釋、改革,融聚更多人的血汗,逐步釀成另一副面孔。繚繞《九陰真經》的文獻考據,終極仍應落腳在書與人的奧妙關系上:黃裳耗盡終生血汗,撰成真經卻無法自用;馮衡偶涉江湖,與周伯通賭斗為戲,難免因之耗盡心力;歐陽鋒苦求真經,反得假經,又終成不真不假之怪功……金庸妙筆周旋,覆蓋人事書情,前后照顧彌縫,天然鑄就一部瀏覽史。經籍與讀者人緣湊泊之際,殊不知,兩邊命運已被黑暗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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