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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書慣例、學術源流與文獻考證
——讀余嘉錫《古書慣例》、《四庫撮要辨證》
作者：嚴壽澂（新加坡南洋理工年夜學國立教導學院）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發表
時間：西歷2012年9月27日
撮要：清代乾隆以降，文獻考證蔚爲學界主流，凡立說而不以考據證實者，難以守信于人。以康長素《新學僞經考》之誕妄，猶以考證臉孔示人，考據之勢力，即此可見，于現代學術規范之樹立，功莫年夜焉。然流風所被，弊亦生焉。粗略而言，厥有二端。一曰繁雜細碎，無關年夜指；二曰好用偏師，不見其全。弊之所起（有興趣標新立異，嘩衆取寵者，姑置勿論），乃在不明古書慣例，昧于學術源流。當漢學考證風行之際，有余季豫（嘉錫）者，撰《四庫撮要辨證》二十四卷，體年夜而不遺小，糾館臣之謬誤，示后學以正鵠。又成《古書慣例》四卷，曰案著錄，明體例，論編次，辨附益，發凡起例，條例秩然，使人了然于漢魏以上古書所以然之故。玆以此二書爲據，于近人辨僞考證之掉，略作探討，以就正于學界。
關鍵詞：余嘉錫 古書慣例 學術源流 文獻考證 四庫撮要辨證
清代學術的重心在漢學，以考證之法最擅勝場，至乾嘉而登峰造極。道咸以下，世變日亟，漢學漸衰。但是學術界經過百余年考據風氣的熏習，確立了一個原則，即言必有據，鑿空而談不克不及起信。以康長素（有爲）《新學僞經考》之誕妄，尚且以考證臉孔示人，考據的勢力，即此而可見。清末平易近初以降，西來學術的影響日甚一日，以中心研討院歷史語言研討所爲代表的學界主流，以乾嘉考據綰合其心目中的東方科學方式，新考據學于是興起，對于學術規范的樹立，可謂功莫年夜焉。但是流風所被，弊亦隨之。粗略而言，厥有二端。一是繁瑣細碎，無關宏旨；二是好用偏師，不見其全。（至于有興趣標新立異、嘩衆取寵者，姑置不論。）究其緣由，乃在不明古書體例，昧于學術源流。其時學術中間的北平，有余嘉錫季豫者，冥心獨造，不逐時趨，從《四庫全書撮要》進手，盡力校讎之學，于史、子二部用功尤深，成《四庫撮要辨證》二十四卷，體年夜而不遺小，糾館臣之謬誤，示后學以津梁。又有《古書慣例》四卷，曰：案著作、明體例、論編次、辨附益，發凡起例，條理秩然，使人了然于漢魏以上古書所以然之故。茲不揣淺陋，以此二書爲據，參以呂思勉（誠之）、劉咸炘（鑒泉）諸家之說，于近人辨僞考證之掉，略作探討，以就正于學界。
一、古書編次著錄之例
季豫指出，“自唐以前，目錄書多亡，今存者漢、隋、唐之《經籍》、《藝文志》罷了”，宋以后私人目錄，雖至今另有存者，“然所收僅一家之書，缺乏以概一代之全”，欲知一代書籍之全，“仍非先考史志不成”。是以，“考之史志及目錄以定其著作之人，及其書曾否著錄”，乃是鑒定古書真僞的主要方式。[1]但是“謂史志著錄最爲完備者，特就年夜較言之耳”。以秦始皇之酷烈，“焚書坑儒，定挾書之律，偶語詩書者棄市”，但是全國之士，仍有如伏生者，將書躲于壁間，“漢興復出”。更須知，“嚴刑峻罰所不克不及禁，則必有高位厚祿所不克不及勸者”。加之歷代求書，賞賜甚薄，清廷修《四庫全書》尤其這般，欲鼓勵全國人，“使盡出其所躲”，談何不難。《漢書藝文志》未著錄之書，王應麟增進二十七部（見其《漢書藝文志考證》），此中當然有“《志》已著錄，而今本傳其別名者”；“有自古書中裁篇單行者，有曾否著錄，疑不克不及明者”；亦有出于東漢以后及僞托者，可是仍有數種，確實見于《漢書》紀、傳，而爲劉歆、班固所未收。近人章太炎、顧實所舉，“又往往出于王氏之外”。足證“《七略》及《漢志》，皆有不著錄之書”。[2]
又如《明史藝文志》，其草稿是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及倪燦《明史藝文志稿》，重建《明史》諸臣，“削其南宋以下四朝之書，獨錄有明一代著作”，但是即使是明人之書，“亦多不著錄”，明季著作，“語涉忌諱者爲尤甚”。[3]筆者行篋中有明末周立勛（勒卣）所著《符勝堂集》（書影見后附錄），共五卷，前四卷爲詩，末卷爲文，刊于乾隆十二年丁卯，乃其玄孫取崇禎五年壬申所刻《幾社六子詩》編次而成。[4]《明史藝文志》、《四庫全書》，《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販書偶記》及《續編》皆未著錄。清初陳允衡輯《詩慰》，支出勒卣所撰《幾社集選》，亦衹一卷（《中國叢書綜錄》著錄）。可見書目不錄之書，時時可遇。
歷來書目之體，如張舜徽所總結，“不過三途”：一是朝廷官簿，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二是史家著錄，以《漢書·藝文志》爲首。三是私人書目，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年夜氐官簿、史志但據祕府所躲，其不進祕府者不載”。而“私人數目，則衹就一門所躲著錄之，其所登載，視官簿、史志，疏漏尤多矣。且自來編書目者，恒好出己意，審定別擇于其間，往取之際已嚴，刪除之書不少”。故曰：“簿錄所載未必能概一代之全。”[5]
以《四庫全書》爲例，宋以后目錄書之最完美者，非此莫屬，但是亦頗有不著錄之古書。季豫推原其故，列舉多證，以爲有三年夜因：一是“躲書家寳惜，不愿獻官”；二是“獻書者以爲書已支出，不及進呈”；三是“訴訟之搜訪、館臣之纂修，每詳于遠而忽于近”。不僅是《四庫總目》這般，“歷代官修書目，皆難免此弊”。此外，“不著錄之古書，多已散佚，惟雜見于後人著作中徵引，清儒往往搜輯成書”，此等皆不當以僞書視之。又，周、秦諸子，“因有一書二名，及裁篇別出二例，故多不見于《漢志》”。[6]按：欲以著錄與否認古書之真僞及年月，書名異同及別本單行兩點至爲主要，玆分述于下。
起首，古書多爲后人編次成書，書名本非作者所自題。后人知其爲某家之學，編次之時，或題其名，或題其字，“以爲識別”。又有無名氏者，“乃約書中之意義以爲之名”。所傳各本，多寡紛歧，編次者亦紛歧，故“書名不克不及盡同”。“劉向校書之時，乃考慮義例以題其書。”漢代人之著作，則“頗有自題書名者”。但是劉歆、班固“牽于全書著錄之例，雖其本名，或不盡用”。《漢書·藝文志》雖有班固自注，卻甚簡略，故“書名異同，不盡可考”。“又有古書之名，爲后人所改題”，出于劉向、歆校書之后者。是以，其書雖真出前人，《漢志》卻并不記載，于是真僞之辨，紛然蜂起了。[7]
1對1教學
《子夏易傳》即《韓氏易傳》，即是一個顯例。《漢書·藝文志》易家有《易傳》、《韓氏》二篇。班固注云：“名嬰。”季豫案曰：
《唐會要》司馬貞引《七略》有“《子夏易傳》，劉向云：韓氏嬰也，”是其書初名《子夏易傳》，不名《韓氏易傳》。班固因諸家易傳至丁氏以致周氏，皆題某氏，（《古五子》及《淮南道訓》以不知作者，故爲破例。）欲使先后一概，遂采《七略》之語，題爲《韓氏》。但〈儒林傳〉不言韓嬰字子夏，后人誤以爲是孔子之門生卜商，因疑子夏并不傳《易》。而韓嬰之《易》，又不詳其所從受，何故嬰作《易傳》，題子夏之字？遂不信劉向之說，別自以意推測，云或丁寬所作，或馯臂子弓所作。蓋謂子弓、丁寬之《易》，均傳自商瞿，宜得接聞子夏之緒論也。是已鄰于想當然矣。至《隋志》遂從而實之曰：“魏文侯師卜子夏傳。”于是劉知幾、司馬貞皆以爲疑。夫疑當時傳本之非真，可也；并疑《七略》之題韓嬰，而斤斤致辨于非卜子夏，則非也。……至清儒張惠言，始信《七略》之《子夏傳》爲韓嬰所作，而又以爲韓氏之學，或出于子夏，則仍以子夏爲卜商矣，不如臧鏞直謂韓嬰字子夏，掃古人之所疑而空之，可謂愉快。然謂嬰爲幼孩，故字子夏，夏，年夜也，其解釋猶難免迂曲。惟宋翔鳳據〈儒林傳〉韓嬰之孫名商，謂子夏當是商之字。與卜子夏名字正同。此說文義既協，又與《七略》、《漢志》及〈儒林傳〉均無分歧，千古積疑，至斯可釋。
季豫又補充說：“韓嬰之傳而題以韓商之字者，蓋商又有所附益，前人家法相傳，固多這般。其后門生題其親師，因曰子夏矣。”[8]
按：此說源源本本，分析精詳，可說是無遺憾了。作辨僞考證，若不明著錄之例，而拘泥于著錄之名，往往便以不僞者爲僞。《四庫撮要》論《六韜》，便是一例。其言曰：“《漢書·藝文志》兵家不著錄，惟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今考其文，大略詞意淺近，不類古書，中間如避正殿，乃戰國以后之事。將軍二字，始見《左傳》，周初亦無此名。其依托之跡，灼然可驗。”季豫以爲，《撮要》有此議論，乃不明古書體例之故，共享空間云：
蓋《漢志》著錄之例，只以著書之個人空間人題其書，而不別著書名，《老子》不名《品德經》，《淮南》不名《鴻烈》，《蒯子》不名《雋永》，故《太公》之書不名《六韜》、《陰謀》、《金匱兵書》等也，至《隋志》乃著之耳。《漢志》又有一例，則以人類書，不以書類人。《太公》之二百三十七篇，分爲《謀》、《言》、《兵》，猶之劉向所序六十七篇，分爲《新序》、《說苑》、《世說》、《節女傳》、《頌圖》，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分爲《太玄》、《法言》、《樂》、《箴》也。此三人著作，尚爲記載極詳者，其他則多合爲一家，并不分著。如陸賈之二十三篇，此中有十二篇爲《新語》，明見于本傳，而《志》不載其名。況《太公》之《六韜》、《陰謀》、《金匱》等，皆《兵》八十五篇中之子目，自更不暇見于著錄矣。以《六韜》不著錄，疑其非漢時書，則《新語》亦不著錄，使其不見于本傳，亦將謂陸賈本無此書乎？《私密空間漢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放工固自注云“呂看爲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晚世又以爲《太公》術者所增添也。”是《太公》之書有后人增添之文，班固已明言之。班云晚世，則增添之文，或出于西漢。其間有避正殿之語，將軍之號，固缺乏怪。特是《六弢》、《豹韜》之名，見于《莊子》、《淮南》，則是戰國秦漢之間本有其書，漢人僅有所附益，而非純出于僞造。周、秦諸子，類非一人之手筆，此乃古書之慣例，又不獨《六韜》爲然。
至于《撮要》所謂《漢志》儒家的《周史六弢》，季豫指出，“班固既明著爲惠、襄時人，又云孔子問焉，則其人必非太公，其書亦必非兵家之《六韜》”。清人沈濤《銅熨斗齋隨筆》卷四謂，“今《六韜》乃文王、武王問太公兵戰之事”，而《漢志》將《周史六弢》列進儒家，可見并非今之《六韜》；又《莊子·則陽篇》載仲尼問于太史年夜弢，“蓋即其人，此乃其所著書，故班氏有孔子問焉之說”，至于“今之《六韜》，當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內”。季豫以爲，“其所考證，極爲真確”，實是“不刊之說”。[9]
以《六韜》爲僞書，還有一個緣由，即所言淺陋。季豫以爲，此說“未嘗無理，然此乃純駁之說，而非真僞之說”。須知“前人著書，不皆精煉，淺陋之處，固所時有。九流百家，所出既異，故操術分歧。宋明人讀書，好以當時理學家言長短前人，尤非通方之論”。今存《六韜》，“實是漢時舊本，非后世所能依托，特惜其爲后人妄有刪削，遂致殘缺不完耳”。[10]
總之，“《六韜》之爲古書，流傳有緒，而說者乃以書名不見《漢志》爲疑，此不知古書編次著錄之例也”。[11]按：1972年4月，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發掘，中有一批竹書，《太公》赫然在其內，《六韜》爲此書中一部門，“內容與今本基礎相合”。[12]由此可見季豫論古書之識力。其所以有此卓識，端在深明“古書編次著錄之例”。《太公》二百三十七篇，此中有“析出別行”者，今存《六韜》六卷恰是這般。漢魏以上，“前人著書，本無聚會場地專集，往往隨作數篇，即以行世。傳其學者各以所得，爲題書名”，此即“別本單行”之故。[13]
另一例是“《鬼谷子》編進《蘇子》”。季豫曰：“《漢志》縱橫家有《蘇子》三十一篇，注云‘名秦’，而無《鬼谷子》，世皆以爲僞書。”柳宗元、胡應麟即這般認爲。其來由是“險盭峭薄”（《柳集》卷四），以及“文體不類戰國”（《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一）。但是司馬貞《史記索隱》注《鬼谷子》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化名鬼谷。”張守節《史記正義》云：“《七錄》有《蘇秦書》，《鬼谷子》有《陰符》七篇，有《揣》及《摩》二篇。《戰國策》云：‘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琢磨，朞年琢磨成。’按《鬼谷子》乃《蘇秦書》明矣。”（季豫按曰：“今殿本《史記正義》無此條，此據《玉海》卷三十五引。”）又，顔師古《漢書注》及馬總《意林》皆以爲《鬼谷子》乃蘇秦所作。足見“唐人自柳宗元外，皆以爲《鬼谷子》即《蘇子》也”。教學對于今《隋書·經籍志》有《鬼谷子》，而不著錄《蘇秦書》，季豫解釋道：“考《隋志》之例，凡阮孝緒《七錄》有，而《隋》目錄無者，輒注曰梁有某書，亡。今于縱橫家，不注梁有《蘇秦書》，蓋因阮孝緒以《鬼谷子》爲蘇秦撰也。”季豫又指出舞蹈教室，劉向《說苑·善說篇》亦引《鬼谷子》文，“是西漢時已有《鬼谷子》”。要之，“蓋《鬼谷子》爲蘇秦手著，其《戰國策》中合縱說六國之詞，不在此書之中。向合而編之，爲《蘇子》三十二篇，（或是秦、漢間爲縱橫家說者所編。）故《鬼谷子》不別著錄也。”[14]按：古人李學勤認爲，《鬼谷子》能否便是《漢志》所著錄的《蘇子》，另有討論余地，可是以今本《鬼谷子·符言》與馬王堆出土帛書有關部門對照，《鬼谷子》中這一篇，則明顯是古書。是以可以說：“《鬼谷子》（至多其一部門）并非僞書”。[15]
古書編次中另有一事須加留意，即單篇別行。季豫以爲，漢魏以上古書，即相當于后世的文集。緣由是：“周、秦、西漢之人，學問既由專門傳受，故其生平各有主張，其發于言而見于文者，皆其道術之所寄”，“雖其常日因人事之肆應，作爲書疏論說，亦所以發明其學理，語百變而不離其宗，承其學者，聚而編之，又以其所見聞，及后師之所講習，相與發明其義者，附進此中，以成一家之學。故西漢以前無文集，而諸子即其文集。非其文不美也，以其爲微言年夜義之所托，言之有物，不徒藻繪其字句罷了”。[16]前人既是“因事爲文，則其書不作于一時，其先后亦都無次序遞次。隨時所作，即以行世”。此即古書所以多單篇別行之故。[17]“既本是單篇，故分合原無必定。有抄集數篇，即爲一種者，有以一二篇單行者。”“其以一二篇單行者”，季豫歸納爲三例：（一）“本是單篇，后人支出總集，其后又自總集內析出單行”者。例如《尚書》，“此中兼有虞、夏、商、周書，本非一時之作”。《禮記》與《年夜戴禮》，“亦是后人之所撰集”。此諸書底本是“零碎抄合，故皆可單篇別行”，亦可因所用之異，將各篇“由全書內析出，自爲一書”。（二）“古書數篇，本自單行，后人支出全書，而其單行之本，尚并存不廢”者。例如《漢志》共享會議室《論語》類有《孔子三朝》七篇，劉向《別錄》云：“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七篇，今在《年夜戴禮》。”季豫案曰：“言今在《年夜戴禮》者，明古來源根基自單行也。”又如“《漢志》《孝經》類有《門生職》一篇，應邵曰：‘管仲所作，在《管子書》。’”季豫案曰：“《孔子三朝》與《論語》同爲孔子一家之言，本非專爲言禮而作。若因支出《年夜戴禮》遂沒其本書，譬如因有《陸放翁選集》（汲古閣刻本），遂于史部內不收其《南唐書》；因有《亭林著作》（朱記榮刻本），遂于經部內不收其《音學五書》，可乎？”須知《門生職》、《三朝記》本自單行，并非如章學誠《校讎通義》所謂，乃劉歆“裁篇別出”者。（三）“本是全書，后人于此中抄出一部門，以便誦讀”者。如《史記》與《漢書》，“本無單篇別行”，后漢時人于全書內“獨抄其一二篇”，以便誦讀。又如鄭樵《通志》二百卷，有紀、譜、略、傳，“而宋人有單刻其十二略者”。豈能據此抄出部門而認爲全書殘缺不完？[18]
《四庫撮要》論賈誼《新書》，以爲“決無摘錄一段立一篇名之理，亦無連綴十數篇合爲奏疏一篇，上之朝廷之理，疑誼〈過秦論〉、〈治安策〉等，本皆爲五十八篇之一，后底本散佚，功德者因取本傳一切諸篇，離析其文，各爲標目，以足五十八篇之數，故餖飣至此。其書不全真，亦不全僞。”季豫針對此說，發凡起例，云：
案前人之書，書于竹簡，貫以韋若絲，則爲篇；書于縑帛，可以舒卷，則爲卷；簡太多，則韋絲易絕；卷太年夜，則未便卷舒；故古書無篇幅過長者，而篇尤短于卷。其常所誦讀，則又斷篇而爲章，以便精熟易記。故漢人五經諸子，皆有章句之學。……《孝經》一篇，今文二十二章，古文十八章，皆有章名，〈開宗明義〉之類是也。《老子》二篇，河上公注天職八十一章，亦皆有章名，〈體道章〉之類是也。夫一篇之文可摘錄數十字，即別爲之名，何謂無摘錄一段，立一篇名之理乎？陸賈述生死之故，奏之高祖，號《新語》，此與上疏無異，而分爲十二篇。桓寬《鹽鉄論》雖非奏疏，然皆記當時賢良文學與丞相御史年夜夫丞相史御史問答辨論之語，首尾前后相承，直是一篇文字，而必分爲六十篇，此其篇名，明是自己所題，非由后人摘錄也。賈誼之書，何爲獨不成分爲若干篇乎？古之諸子，生平所作書疏，既是著作，賈山上書，名曰〈至言〉；鼂錯上疏，謂之〈守邊備塞勸農力本〉，并見本傳；賈誼之疏何爲獨不成有篇名乎？
賈誼〈治安策〉，據《漢書》本傳，本非一篇，故“連綴數篇爲一者，班固也，非賈誼也”。至于《新書》中〈連語〉諸篇，“則不盡以告君，蓋有與門人講學之語……凡此，皆不用賈子手著，諸子之例，固這般也。至于其間脫爛掉次，蓋所難免，要爲古書所常有”。可見“惟告訴古今著作之體，而無蔽于咫見謏聞，然后可以讀古書”。[19]按：季豫論學最出色者，正在此等處。
二、學術源流與古書撰人及年月
古書本是不題撰人，因漢以後人所重者，乃某家之學，而不是或人之書。此即章學誠所謂言公。要言之，“古書之題某氏某子，皆推本其學之所自出言之”。[20]于是便有“家”、“家法”、“依托”之說。季豫對此，有深刻的闡發。
劉向、歆父子及班固“條別諸子，分爲九流十家，而其間一人之書，又自爲一家”。“合若干家之書”，則稱爲“某家者流”。所謂家，乃是“合父子師弟言之”。須知“古今訓詁之書，無以家字作一人解者”。可見所謂家，“不用是一人之著作”。父子、師弟間相傳，便有了“家法”。六藝與諸子，皆是這般。“故學有家法，稱述師說者，即附之一家之中”。《公羊》、《谷梁》傳中，“有后師之說”，其故正在于此。若是“其學雖出于後人，而更張義例別有發明者，則自名爲一家之學”。是以《漢書·儒林傳》中便有“某以某經授某，某有授某，繇是有某某之學”等語。其間有能獨樹一幟者，亦有不克不及成家者。若是其學缺乏以成家，瑜伽教室“則言必稱師，述而不作，雖筆之于書，仍爲先師之說罷了。原不用于一家之中，分別其孰爲手撰，孰爲記述也”。[21]按：當代新儒家宗師中，以牟宗三師長教師徒裔最盛，傳承最廣。其年夜門生蔡仁厚傳授，便是“言必稱師，述而不作”之例，雖著書不少，“仍爲先師之說罷了”。
明乎“家”與“家法”，即可知：論西漢以上學術，“原不用于于一家之中，分別其孰爲手撰，孰爲記述也”。更何況“周、秦、西漢之書，其先多口耳相傳，至后世始著竹帛。如公羊、谷梁之《年齡傳》、伏生之《尚書年夜傳》（張生、歐陽生撰）。故著名爲某家之學，而其書并非或人自著者”。[22]呂誠之亦認爲，“治先秦之學者，可分炊而不成分人”。來由是：“先瑜伽場地秦諸子，大略不自著書，凡所纂輯，率皆出于后之人，欲從其書中，搜尋某一人所獨有之說，幾于無從措手；而一家之學，則其言大略從同。故欲分別其說屬于或人甚難，而欲分別其說屬于某家則甚易。此在漢世，經師之謹守家法者尚然”。[23]按：家法與口耳相傳這兩點，至爲主要。近人辨僞考證，往往于此懵然，于是齗齗爭辨于某書究為何人手著，何時撰成，難免枉拋心力，辨其所不用辨。劉鑒泉是以感歎道：“當代之考論諸子者多矣，欲明其旨，必治其書，欲治其書，必知其書之所由成。顧昔之論者年夜氐渾舉全書，惟恃考檢時代，而最基礎之誤，則在認爲皆由自作。所以考辨益密而糾紛益多，竟至無書不僞。”好在章實齋早已揭出“言公”之義，“而荊棘始化爲坦途”；惋惜“世之論者不克不及盡用”。[24]
實齋之言曰：
諸子思以其學易全國，固將以其所謂道者，爭全國之莫可加，而語言文字，未嘗私其所出也。先平易近舊章，存錄而不爲識別者，《幼官》《門生》之篇，《月令》《土方》之訓是也。（《管子·地圖》、《淮南·地形》，皆土訓之遺。）輯其言行，不用盡其身所論述者，管仲之述其身故后事，韓非之載其李斯〈駁議〉是也。……諸子之奮起，由于道術既裂，而各以聰明才力之所偏，每有得于年夜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全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故將推衍其學術，而傳之其徒焉。茍足顯其術而立其宗，而援述于前，與附衍于后者，未嘗分家立言之功也。
按：實齋此論，至為有見。季豫是以說道：“若謂《管子》不當記仲之逝世，則《論語》不嘗記曾子之逝世乎？”[25]《論語》既非僞書，爲何《管子》定須是以而視爲僞作？
劉鑒泉對于依托與僞造之別，有簡要的幫助。所謂僞造，乃指“著一書，稱其書爲或人所撰”。而“諸子術數書之稱或人，本止謂是或人之說，并不謂是或人之筆，《莊子》本不言莊子手著，《內經》本不言黃帝、岐伯手著也”。所謂依托，“乃指其所托之說，或其人本嘗說此事而此書所說非其人之說，或其人竟不曾說此事”。只要“竟稱爲或人撰，而其文分歧”，纔可說是“僞造”。至于“其人本有此說，則并非依托”，更談不上是僞造了。[26]按：所言甚諦，可與季豫之說相參。
古書既然不成于一時，不出于一手，拘泥于作者究爲何人，撰著究在何年，其實是無甚意義。以《老子》一書爲例，歷代學者于其作者及時代多有考證。二十余年前，英國學者葛瑞漢（A. C. Graham）認爲，此書不早于公元前25 TC:9spacepos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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